商周青铜文化-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an凡〕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47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an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ang方〕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牍、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ou扣〕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15厘米，宽51。8厘米，厚三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26人、车4辆、马10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4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ei伟〕水（双洎〔ji济〕河）与溱〔zhen真〕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八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一六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黻〔fu扶〕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i垂〕某、敀〔po破〕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