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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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本世纪50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位于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处，因其在纪山之南，所以又称为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3。9米至7。6米，底宽30米至40米，四周环绕有护城濠。现已探明城门七处，东墙一座，西墙、南墙、北墙各二座。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之处即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已经发掘的西墙北门有三个门道，两侧有门房。南墙西部的水门亦有用四排竖立木柱组成的三个门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84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呈中轴线排列。最大的建筑基址长达130米，宽100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500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个大陶瓮，当为冷藏窖。在城内西南部陈家台发现铸铜手工作坊遗址，在城内北部龙桥河两岸发现有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30余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其中大、中型墓达数百座之多，大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已发掘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有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马山一号墓（出土绢、纱、锦、绣等大批丝织品）、包山二号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祷及司法文书竹简）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
第七节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
春秋时期周王的陵墓尚未发现，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首先，从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了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南面三畤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三公里。陵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还发现了总长达7000余米的防卫壕沟。整个陵区已发现44座双墓道或单墓道的大墓，分属于13个小陵园。其中陵区中部偏北的一座陵园规模最大，从南向北排列着两座双墓道大墓及一座单墓道大墓，每座大墓东南侧都附有一个长方形坑（可能是车马坑）。最南面的一号墓规模最大，1976年至1986年发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向，长59。4米，宽38。8米，深24米，东、西两端的斜坡墓道宽7米，长达270米，总面积达533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墓中主椁室长15米，宽约6米，高约3米，用三层巨型方木套接而成。椁室外面填木炭，最厚处达3米。椁室上部及四周埋有男女殉葬人182人，皆有棺木。此墓已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玉璧、玉圭、玉璋、玉璜、20余件石磬、金带钩以及10余件铁铲、铁臿等。根据石磬上所刻文字，此墓可能是春秋晚期秦景公（公元前577年—前537年）的陵墓。
其次，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掘了春秋晚期蔡昭侯（公元前518年—前491年）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棺椁已朽。墓中出土随葬品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主要有＇鼎于＇〔yu于〕（镬）鼎一件、升鼎七件、饲鼎九件及小鼎一件、簋八件、鬲八件、簠四件、敦二件、豆二件、笾〔bian边〕二件、尊三件、壶二件、盉一件、尊缶四件、盥缶二件、鉴四件、盘四件、匜一件以及编镈八件、甬钟12件、钮钟九件、钲一件及錞于一件等。说明当时诸侯也用九鼎，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许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如“蔡侯申之饲鼎”等。据此可知为蔡昭侯申之墓。另外还有两件吴王光鉴，系吴王光嫁女于蔡侯所作的媵器，反映了蔡、吴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外还出土有青铜戈、矛、剑等兵器和軎、辖、镳、衔等青铜车马器以及玉器、漆器、金叶等。
第三，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虢国国君的墓葬二座。其一（M2001），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向，长5。3米，宽3。55米，深11。45米。葬具为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200余件，其中青铜器1700余件。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羞鼎二件、簋八件以及鬲、豆、盨、壶、盘、匜以及甬钟一套八件、钲一件等。其中许多件铸有铭文，如“虢季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此外还有玉茎铜芯铁剑等武器以及缀玉面罩、玉佩饰及金带饰等。其中铁剑长达33厘米，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验，为人工冶铁制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在墓葬附近四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46米，宽5。2米。其二（M2009），墓室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5。6米，宽4。4米，深约20米。重棺单椁。随葬品较M2001更为丰富，仅青铜鼎就多达30余件，有些上面铸有“虢仲”铭文。另有编钟四套，其中一套八件钮钟铸有长篇铭文。墓中随葬的玉器多达800余件（套），有的上面有墨书或刻写的文字。另有种类繁多的圆雕动物形玉饰件，造型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玉器为商代遗物。
此外，1956年至1957年曾在这里发掘了虢太子的墓葬。墓室亦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深2米。葬具为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簋六件、鬲六件以及А⒍埂⒑⑴獭⒈B和甬钟一件、钮钟一组九件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两件铜戈的内上铸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铭文。在该墓西侧10米处还附葬有车马坑，坑底南北长29米，东西宽3。3米至3。5米，内部埋有10辆车、20匹马及3只狗。这一切均与虢太子的身分相符。同时在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随葬五件、三件或一件青铜鼎的中小贵族的墓葬。这些都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诸侯国君墓葬及其墓地礼制的珍贵资料。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2年），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中、晚期铁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雄的局面。在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空前活跃繁荣，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例如魏国李悝〔kui亏〕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奴隶制宣告结束。因此，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也已进入了尾声。具体来讲，青铜礼器大为衰落，战国中、晚期时虽然还有一些精美的礼器，例如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错金方罍及方鉴等，但大多数礼器已是素面，朴素无纹。并且，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刻铭，一般很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其性质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而已。
但是，此时的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发展，青铜器的生产转向以日用品为主了。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广泛流通与使用。其次，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再有，虽然此时铁兵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武器仍以青铜武器为主，并且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及其上的发射构件铜弩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经过了极其残酷而激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经过10年时间，至公元前221年灭齐，最终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几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这一切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结束。秦汉以后虽然青铜货币与铜镜等仍在继续发展和使用，但铁器以及瓷器、漆器等已在生产和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第一节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钁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廪”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
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钁、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ao尧〕、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节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u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2828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