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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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益处。对科学的研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都有很大帮助。

　　　　然而伏尔泰在研究牛顿的科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创作。　他热爱历史，　他的长篇史诗《亨利亚利》以及史书《查理十二史》都是他在历史方面的兴趣结成的硕果。而今，在西雷，他又在着手作一部史书《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时，就已经在准备写这部历史方面的著作，如今在西雷的宁静岁月，正适于写作这样的书。并且在这段逍遥的时光中，他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把这些观点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表达出来。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自由，或者使最高权利巩固强化，无人非议。虽然伏尔泰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气氛很是赞赏，但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法国。法国极其久远的君主制使得人民已习惯服从君王，此外，英国的宗教势力并不强大，不会形成教会对政治的干预控制，而在法国，教会的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危及宫廷的统治，并且法国的贵族干预政治的情况也十会严重。伏尔泰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在以前创作史书时还未成熟，因此没有明确的表达。而这次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的王权主义思想表达出来了。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教会和贵族一次次在把法国推向混乱的深渊。因此，他主张法国实行君主制，国王拥有最高权力，可以排斥教会和贵族的参政。伏尔泰在提出这种主张时，也意识到了“这种最高权力可以被人滥用，因此是危险的，不过分散的权力会更危险”。　这确是法国的真实情况。伏尔泰深信，如果君主深明哲理，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那对人民将是十分幸运的。他对国王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后来曾对人说过　：“当君主是一个哲学家时，那将是人类的最大幸福。”“仁慈的国王是上天所能给予大地的最好的礼物。”为此，他曾试图与路易十五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在法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实使他的幻想一次次地破灭了。除《路易十四时代》外，伏尔泰在西雷还写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风俗论》。　这是一部世界史式的史书，它谈到阿拉伯的文化、中国文化，并且对各种宗教制度进行了比较。这在当时的历史书中可是犯禁的。这本书确有其高人之处，可书中的错误也确实不少，有些是不应该的，有些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真实的情况在当时他们还不了解。孟德斯鸠说伏尔泰写历史的用意是显耀自己的宗教，这话确有它的道理。在《风俗论》里随处可见他非宗教的宗教。作为一个史学家，伏尔泰最大的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因此不了解人们在感情上的需要。宗教的存在，宗教别派的存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人民有对这些教派和礼俗的需要。可是伏尔泰看不到这些。这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中倒是没有这样的缺陷。

　　　　除了科学研究、写历史著作，组织业余剧团演戏以及和朋友畅谈外，伏尔泰在西雷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与当时的普鲁士王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交往。




　　　　八　　普鲁士王子

　　　　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位４６年，在位期间不断发起战争。虽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但仍是战功赫赫，使普鲁士由一个较弱的小国家成为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国家。而他与伏尔泰的交往，对于他的统治、对于伏尔泰一生的命运，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１７３６年７月。那时伏尔泰正居住在西雷，忙于研究牛顿的自然科学成果，而弗里德里希则还只是一位王储，年仅２４岁。７月里的一天，伏尔泰收到一封来自普鲁士王子的信，信中充满对伏尔泰以及他的思想的赞扬和钦佩。伏尔泰收到信后感到惊异，不知道是什么使得王子对他如此青睐。但他正处于多事之秋，因《哲学通信》、《奥尔良少女》等书得罪了法国的天主教会政府。与邻国一位王子的交往，也许可以使他的身价提高，这样，法国政府和教会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迫害。伏尔泰出于这些对于自己安危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这位未来国王的希望，也很乐意与这位王子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的确，正当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时候，来自普鲁士王子的友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此，伏尔泰在收到信后随即就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对弗里德里希大加赞扬。从此，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据统计，仅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的来信就多达３７封。

　　　　当时的德国，有着崇尚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法语为荣，讲法语的人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士。在普鲁士的宫廷，当然也不会两样。弗里德里希从小就在法国人的簇拥下生活，他的教师们几乎都是一些博学的法国人。虽然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过多地致力于学习那些文学、哲学等无用的东西，而希望儿子爱好习武，将来做一名“军人国王”，　但在众多的法国学者的教育，以及他的母亲索菲德罗蒂亚的熏陶和影响下，弗里德里希仍然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在宫廷里网罗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伏尔泰的敌人、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莫伯都依。弗里德里希爱好文学、哲学，并且喜欢用法文写作诗和文章。但尽管他在一个法文的小圈子里长大，法文学的很好，但要用法文来写诗，表达情感，终究还嫌有些不够。而像伏尔泰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写过史诗、悲剧，又是当时最优秀的史学家，颇得各国宫廷注意，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弗里德里希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他在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先生，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从你的作品中我早已认识你了。你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宝物。”　在两人后来的书信往来中，都充满互相的恭维之词，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弗里德里希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经常寄来一些他自己的诗作，请伏尔泰帮他修改、润色。伏尔泰也不论这些诗到底是好是坏，一律地加以赞扬。

　　　　伏尔泰很喜爱结交一些王公贵族，并以此炫耀。但这其实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他决不愿意作任何人的附庸，而由某人来占有自己，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么显要。对待弗里德里希也一样。虽然伏尔泰在给弗里德里希的信中时常对他进行一些不确切的恭维，称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王子”。　但当弗里德里希提出希望他到普鲁士宫廷供职时，他仍然加以拒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他的拒绝并没有惹怒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回信称伏尔泰是“人类的立法者”。并且在几天后，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寄来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为把伏尔泰比做苏格拉底。在１８世纪的法国，人们把启蒙思想家比做苏格拉底。但伏尔泰并不喜欢苏格拉底的形象，认为苏格拉底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狂人。因此他把这只手杖柄交还给了弗里德里希。不过伏尔泰又在他的著作中承认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的质疑有助于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并且还于１７５９年写了戏剧《苏格拉底》。

　　　　１７３６年１２月，伏尔泰因《摩登人物》一书而又一次得罪法国当局的时候，从西雷逃往荷兰。他这时想到了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作为自己逃亡的目的地。当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逃离西雷的消息后，通过伏尔泰的好友向伏尔泰婉转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在普鲁士保护像他这样一位哲学家。的确，弗里德里希当时只是一位王储，他学习诗歌和哲学是违背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愿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还曾经把伏尔泰写给儿子的信公之于众，使法国当局能够抓到把柄来迫害伏尔泰。因此，如果伏尔泰到这位普鲁士王子这里寻求庇护，其结果对他自己只能是更为不利。此外，爱米莉也一直反对伏尔泰到普鲁士去。她认为这种虚荣的旅行对伏尔泰没有任何益处：　普鲁士气候严峻，会对伏尔泰的身体造成威胁；伏尔泰的经济收入也不稳定，生活上没有保障，王子也不能保护伏尔泰。爱米莉的阻拦是很有道理的。知道弗里德里希并不希望自己到普鲁士后，伏尔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他在弗里德里希充满甜蜜的恭维的言语下，仍没能认清这位王子的真面目，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１７３８年，２　６岁的普鲁士王储写了一本书《反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在他主要的著作《君主论》中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君主应兼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于一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怕运用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在《反马基雅维里》一书里，对这种思想大加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君主的地位和尊严，君主应当用公正、仁善之心治国，而不应用武力和欺诈等。他在著作中还写道　：“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

　　　　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就已经表达了他的王权主义思想。他对国王总是抱着很高的希望，认为国王应当深明哲理，以哲学思想治国。他把实现自己这一政治理想的希望放到当时欧洲大陆三大君主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身上。弗里德里希对文学和哲学的爱好早已为伏尔泰所赞赏，伏尔泰对这位普鲁士未来国王的希望比对别的君主的希望更大。　如今弗里德里希写出这部著作，　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合伏尔泰的心意，伏尔泰当然对它大为赞赏。　可是王子的原作实在不很高明，　因此他要求伏尔泰对该书进行一些修改和润色并出版。伏尔泰一一照办，并为之作序。可是正当伏尔泰已将书稿交给出版商，准备出版时，老国王病逝，弗里德里希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明白，虽然自己在书中做了那样的主张，其实并不想真的做那样的君主，而且正相反，自己要做一位兼狮子与狐狸于一身的国王。因此，他意识到，他的那本著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想出版那本书了，并恳求伏尔泰买下全部版本。伏尔泰收到信后立即赶赴海牙，和出版商协商不出版那本著作，可是出版商基于利益的考虑，认为这本书一定会畅销，拒绝了伏尔泰的要求，只允许伏尔泰修改手稿。伏尔泰无奈，只好尽力在手稿中加进很多毫无意义的话，使书的内容混乱模糊。在那一年里，社会上就流传着五种不同的版本。伏尔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持自己与各国宫廷的关系，不惜为他人做嫁衣裳。但遗憾的是，事情的结果总与他善良的愿望相违背。

　　　　　　　　

　　　　九　　宫廷宠臣

　　　　伏尔泰自从踏进这个社会，多少年来就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法国宫廷和教会迫害他、整治他似乎已成为习惯，而伏尔泰在此待遇下也已被迫养成受迫害和逃亡的习惯。可是人的命运总有转折的时候，在伏尔泰已到知天命的年纪的时候，他居然一转而为法国宫廷里的红人。他的这种幸运的到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伏尔泰自觉老年将至，为了自己的声望和体面，不愿意再继续被宫廷视为敌人，也不想一再地到国外逃亡。和法国宫廷修好的愿望，在他的内心开始变的强烈。他对待教会和政府的态度和缓了。１７４０年，伏尔泰写了一部新的悲剧《穆罕默德》，　剧中主人公穆罕默德是一位非常专制阴险的人物，他利用恐吓和欺骗，要求人们对他绝对的服从。伏尔泰在剧中明显地表出了自己反对宗教狂热的立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奠基者，伏尔泰对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恶感，他只是借他们的形象来批评法国天主教会的宗教狂热。《穆罕默德》　首先在法国巴黎以外的省区上演，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伏尔泰没想到此剧的演出会获得成功，因此受到鼓励，要把此剧搬到巴黎公演。但在巴黎公演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土耳其驻巴黎的大使对剧中丑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内容提出了抗议，伏尔泰的仇人台丰丹纳神甫也指责此剧对基督教不敬。此剧在巴黎只演出了三场，许多政府要员观看了演出。伏尔泰为了和当局搞好关系，并没有把剧本继续公演下去。过后，伏尔泰考虑到与教会的关系的好坏对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影响，就想把这个剧本题献给罗马教皇本多十四世。他托一位神甫把剧本转交给教皇，　并且附了一封信，　表示自己十分尊重教皇本人，希望教皇发给自己两枚奖章。本多十四世是一个开明的、理智的教皇，他读过《穆罕默德》剧本后，说这是一部“很美的悲剧”，　他读后“非常欣喜”，　接受了伏尔泰的题献，并且颁给他两枚有自己肖像的奖章。伏尔泰这样做，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如果获得教皇的保护，法国天主教会就不会再毫无顾忌地迫害他了。他对他的好友、法国外交大臣达让松侯爵说　：“对善良的人进行迫害的那些人将会认识到，我披着圣衣保护着自己。”这正是伏尔泰的目的。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友好关系，对于伏尔泰在法国宫廷里的受宠，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当时，法国与外国的战争频繁，英法战争、法奥战争，法国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战争中，法国要取得战争的优势，与普鲁士的关系至关重要。法国当局认识到，可以利用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的关系，使普鲁士不偏向英国，而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恢复普法同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