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传-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案件被提交土鲁斯高级法院审理。检查官迪库觉得，一个头发花白、年近古稀的老人卡拉，怎么能吊死一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于是他勇敢地出庭，为卡拉辩护。可他却被宣布停职三个月。律师续德尔陈述了事实真相，却被法官斥为无能。案子落到这样一位狂妄好事的法官手里，卡拉一家全被拘禁起来，法院一不容申辩，二不作现场调查，最后的八票对五票通过，父亲被判处车裂的死刑，儿子皮埃尔被判充军，其他的人被宣告无罪。这样的判决真是残酷而又荒谬，因为要么是全家人共谋，都应判有罪，要么是全家人都是无辜。卡拉老人从始至终也未承认自己有罪，当法官询问他与何人共谋的时候，他老是回答说　：“唉，既然没有犯罪，哪里来的共谋？”

　　　　１７６２年３月１１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鲁斯广场被车裂处死。　在临刑前，　卡拉对他身旁的神父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与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觉得遗憾。在场的旧教教士们都相信他是无罪的，说他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完全一样。

　　　　伏尔泰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时，以为卡拉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由地痛恨这个胡格诺教徒，认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坏，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神之命准备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卡拉是主动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留心着这件事的发展。可是随着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也越发地对整件事情发生疑问。无论是卡拉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法院对卡拉的判决有误，最终得出的结论，这都是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于是，伏尔泰决定弄清事实真相，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他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　：“为了热爱上帝，请您尽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狂热引导一个父亲吊死了自己的儿子，还是狂热使八个法官把一个无辜处于车刑。”


　　　　伏尔泰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让卡拉是无辜的。马克安东尼改信天主教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不过是天主教的狂热分子捏造的莫须有的罪行。６０多岁的老人根本无法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父亲决没有干涉子女的信仰问题。马克安东尼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选择职业上的烦恼。让卡拉是无辜的，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秘密审判，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卡拉无辜的死亡。

　　　　伏尔泰一旦了解了真相，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沉默，他必须站出来为无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让卡拉的遗属，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金钱以及自己手中的笔，与他愤恨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卡拉的两个儿子逃到了瑞士，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广袤的世界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悲惨的结局使她极度忧郁”。　有人劝她去巴黎向国王申诉，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父母当初正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巴黎逃走，在她的想象中，巴黎比土鲁斯人还要可怕。但是为丈夫报仇的责任使她克服了恐惧。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饥寒交迫，到达巴黎时，她几乎要死了。幸运的是，她在那里得到了伏尔泰朋友的同情和帮助。

　　　　伏尔泰开始发起为卡拉昭雪的活动。他给许多地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以获得他们对他的支持。他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伏尔泰所希望的　：“在法庭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

　　　　在其后的４年中，伏尔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将为卡拉一家伸冤当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说动了旭阿素公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凯塞琳女皇为之声援。１７６３年２月３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一家人无辜”的结论，并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讯。为了这件工作，伏尔泰花费了很多的心机。他认为，为卡拉进行的辩护不应搞成对土鲁斯法官的控诉，不要指责土鲁斯的法官，只能说他们是执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证据却不充分确凿。虽然法官有很大责任，但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直接与法官对抗，比较易于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统一战线。但事实上，虽然伏尔泰想的很周到，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卡拉案推翻就等于是公开指责土鲁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尔泰的这项工作很难进行，有些狂热教徒甚至主张，与其让八位法官承认错误，修改判决，不如宁可车裂一个无辜的加尔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为法官人数多于卡拉一家的人数，因而卡拉一家应当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对此，伏尔泰愤怒地指出　：“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官的荣誉和别人一样，在于补救自己的过失。”

　　　　伏尔泰下定决心，至死不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在伏尔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１７６３年３月７日，凡尔塞宫举行国务会议，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作了卡拉案件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土鲁斯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处让卡拉的理由。国王表示赞同这一决议。

　　　　在为卡拉一家申冤报仇而四处活动的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论宽容》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对卡拉事件的看法，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伏尔泰不仅批评天主教的狂热分子，而且批判宗教狂热。他明白指出，这部著作中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教徒，他们也应该遵行理性和良心。《论宽容》　的出版引起反动分子的强烈不满。伏尔泰的一位朋友给他写信，称赞这部著作充满仁慈和真理，但是担心它会激怒土鲁斯高级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会要求高等法院下令烧毁它，他们会用偏见的叫嚣对抗理性的呼声。伏尔泰回信表示，他对土鲁斯法院法官的迫害毫不在乎，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的房子里烧掉不喜欢的书，并相信会有许多明智的读者，用它来反对狂热分子的作为。

　　　　经过几年的努力，伏尔泰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１７６４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判决，１７６５年３月１１日，即老卡拉被车裂惨死的三周年纪念日，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法国国王赐予卡拉夫人３１　６万金币作为抚恤金，卡拉一家人得到了自由。伏尔泰为给卡拉昭雪而做的巨大而长期的努力，得到大家的承认和接受。整个欧洲被伏尔泰的行为所震动，人们称他是“卡拉的恩人”。

　　　　３０年后，国民大会下令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广场上建立一座白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词语　：“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费用由国库拨出。



　　　　十六　　拉拜尔事件

　　　　卡拉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法国又发生了另一件因宗教狂热而起的冤案。在比加地省一个名叫亚倍维尔的小城中，有一个可爱的品行端正的女修院主。城里有一个叫做倍尔华的居民，当时已经６０岁，是当地小法庭里的警官。他追求修院主，被她婉言拒绝了。

　　　　这位倍尔华警官对这件事怀恨在心。１７６４年的一天，女修院主的一个１９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来和她一起生活。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和几个朋友到修道院里用晚餐。倍尔华警官对此十分嫉妒和愤恨。他听说年青的骑士拉拜尔和他的一个朋友戴特龙德，在一次宗教仪仗出巡时不曾脱帽，便想把这件失礼的事编织成一件故意侮辱宗教的罪案。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亚倍维尔挢上的一座木十字架损毁了，可能是被路过的小车撞坏的。但有人定要把这件小事认为是故意的捣毁，以此表示侮辱宗教。恰好这时亚米安城的主教到这里来举行庄严的出巡典礼，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

　　　　倍尔华警官看到了自己复仇的机会。他费尽心机，要把木十字架的倒塌与宗教仪仗出巡的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他开始调查拉拜尔的经历和品质。他获得一张控告他的召唤状，把一封主教的信在布道时公开宣读，要求忠实信徒供给证据，如果有所隐瞒，就将被开除教籍。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因为公开宣布的嫌疑案一定会成为伪证。就是有那么一些恶人与疯子，随时伺机出来咬别人。当时就有一个证人说拉拜尔唱过淫邪曲，另外一个则发誓说拉拜尔在讲起圣玛丽　玛特兰时用过亵渎的字眼。　可是亚倍维尔的法官简直是残暴到不可思议。他们判处骑士拉拜尔先行枭首再行火刑。骑士拉拜尔被押送到巴黎。检察长觉得此案有些蹊跷，有些不合逻辑，想要撤销亚倍维尔的原判，但２５个法官中１５个赞成维持原判。这一次的判决，令整个法兰西的人民都为之痛心疾首。拉拜尔又被押回亚倍维尔，接受自己判决的执行。死刑即将执行时，在场的陶米尼派教士看见拉拜尔的痛苦，也为之难过的食不下咽。拉拜尔对他说：“吃一些东西吧，你和我需要同等的精力，才能支持我主演的场面。”他受刑之前的遗言只是：“我不相信人们会只因为这么一些小事而处死一个年轻的绅士。”伏尔泰得知这件事情后，内心十分地恼怒。决定致力于为骑士拉拜尔平冤的工作中去。他怒骂反动教会竟是如此残忍，痛斥上帝的子孙还不如禽兽。他大声疾呼，为在宗教狂热下牺牲的拉拜尔辩护。伏尔泰　　　　　　　　　　　　　　　　　　为此专门写了文章《记拉拜尔骑士之死》，　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在卡拉事件发生之后，　伏尔泰曾经以为，　在法国的外省存在着野蛮行径的痕迹，但在首都巴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对骑士拉拜尔的判决，不仅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批准，而且国王本人对此也表示同意。正因为法院的判决是路易十五批准的，伏尔泰为拉拜尔昭雪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

　　　　伏尔泰籍此愤怒地写道　：“这些小花脸！是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甫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你们把无辜青年的不幸忘在脑后，我简直不愿意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

　　　　惯于嘲笑、戏弄和讥讽的伏尔泰，在杀人凶手面前，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变得沉默深沉了。他觉得，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是要启迪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同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而这就需要运用他手中力量无穷的笔，对反动教会进行严厉的打击。他的这一武器，就是整理和发表梅叶的《遗书》。

　　　　让梅叶，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乡村教士。他生活在农村中，目睹农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开始认识到自己向他们宣传的那些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于是，他便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秘密进行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并且经常对教会表现出不敬行为，和大主教也因此而发生冲突。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向人民公开来承认自己在讲坛上的说教全是骗人的谎话，　因而感到万分痛苦。　这导致了他于１７２９年绝食自杀，自杀前，他写下了一部遗书，指望在自己死后人民能认清教会的真相。这部《遗书》由伏尔泰整理和出版，令世界舆论为之震惊。

　　　　在《遗书》中，梅叶写道　：“当我因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我从不轻信，　更不肯迷信，　我从来没有愚到认为宗教的神秘和狂妄有任何意义。”　他虽然担任神职工作，但是他内心非常痛恨这个荒谬的职务，自认为完全是在做违反他本意的事。梅叶认为，宗教“是世间无数滥用职权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原因和根源，也是暴政本身的原因和根源。暴政使民间这么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外表堂皇、内容虚伪得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胆敢为暴政打掩护”。　宗教也是人们“所有一切祸害、苦难、忧愁和灾殃的决定性的原因”。　只要不彻底批判宗教，人们就不能从暴政解放出来。梅叶认为，世界上穷人的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的欺骗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压迫　的时间也已够长的了，现在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宣传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所以他在《遗书》中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和苦难性，同时也批判了宗教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反动性。　他在《遗书》的序言中说　：“我的目的，　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眼睛（虽然晚了一点），　看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的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　伏尔泰为骑士拉拜尔冤案的平反工作斗争了十多年，没能取得成功。在这同时及其后，他一直关心冤狱，为受冤屈的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伏尔泰的这些活动和斗争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法国各地经常有人写信或登门向他求助。法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法国人民自愿捐款，由国内最优秀的雕塑家为他塑了一座像，人们尊称他为“法尔奈教长”。　路易十五再也无法阻止伏尔泰的斗争了。

　


　　　　十七　　天真汉

　　　　在伏尔泰购买法尔奈之前，这里是十分落后的。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伏尔泰来到这里做主人之后，对农民的悲惨状况十分忧虑，立即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别墅周围建立工业村，投资兴办工厂，请来有技术的工人，建立缫丝和制装工厂。为了这项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演戏嗜好。他的剧院成了车间和养殖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