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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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让大家都接受教训。以后，九连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烧屋事件。
转眼之间春节快到了。毛泽东决定将部队都集中到城里过春节。每个战士发两身单军衣和五块大洋。罗荣桓入伍将近半年了，才终于脱下那身破烂的学生装，换上了虽然做工粗糙，但终究是崭新的灰布军衣。
在城里，毛泽东又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了各连的汇报，然后针对各连提出的问题，指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年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真是喜上加喜。成立大会一散，分得了胜利果实的群众敲锣打鼓，有的耍龙灯、走旱船，有的踩高跷，喜气洋洋地来到大街上。他们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你分谷子我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浦泉！
听到老表们欢乐的歌声，罗荣桓开心地笑了。
去年今日，罗荣桓正在家乡搞农民运动。那时获得的经验对于今年今日在草林圩做群众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两时两地的农民运动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正如老表们编歌子唱的：“今年不比往常年”。在草林圩打土豪、分田地比起在南湾给土豪戴猪脑壳帽游行来，运动是更加深入了。
南湾、草林圩，同是农村，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有没有枪杆子。在南湾，枪杆子并未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而如今在草林圩，却有了工农革命军作为群众的向导和后盾。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有了枪杆子，群众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动起来，还要靠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打下茶陵时，固然也有枪杆子，可是开始并未发动群众。等到真正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敌人又到了，致使冬衣、给养问题都未能解决。
将茶陵和遂川的情况两相比较，说明了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阜平、在晋西、在山东还是在东北，他一直都把发动群众建设政权抓得很紧很紧。
……………………………朱毛会师前后
工农革命军继占领遂川之后，又于二月间攻克宁冈新城，歼敌一个营。井冈山根据地就象那刚刚破土的新笋，显露出勃勃生机。可是，到三月间又出现了一股政治寒流，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包含有“左”倾错误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传到了井冈山。决议案指责工农革命军“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错误地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这一情况传到井冈山后，又误为“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改任师长，并按湘南特委的决定，率部队下山，去支援湘南起义。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中村一带集结。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周的军事和政治整训。
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之前是一介书生。参加起义军之后，形势却将他推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部队的一套，从战场到操场，从队列到内务的管理等，逐渐地熟悉起来。到中村后，他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上课，这是罗荣桓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时间虽短，可对他来说，却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课程。
这时，罗荣桓当连党代表已近半载，到九连来也快三个月了。当他刚到九连时，战士们看到他戴一副眼镜，平时又不太爱说话，都有点怕他。可同他一接触才晓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没有见到他发火，所以都愿意和他接近。
每个连队，总有几个调皮的战士。三营就有这么几位，爱给人起绰号。他们给所有连干部都起了绰号，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陈正春连长听到后很恼火，将那些叫绰号的战士狠狠地训了一顿。但罗荣桓反而为他们说情。罗荣桓说，当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认为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罗荣桓认为，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罗荣桓到九连时间不长便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绰号自然没有人再叫了。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比如想家了，或是对谁有意见了，都愿意和他谈。而他不管什么话都耐心听下去，并根据不同情况，或是给予善意的批评，或是提出一些建议。他逐渐成为战士们离不开的知心朋友。有时，团里、营里开会，他离开连队也不过几天功夫，战士们便非常想念他，甚至三三两两地到连部打听他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他到营部开会回来晚了，伙房一位小鬼给他留了饭。罗荣桓吃饭时，这个小鬼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荣桓奇怪地放下饭碗，问他：“你还没有吃吧？”小鬼笑着摇摇头说：“我已经吃饭了，全连除了你都吃饭了。”罗荣桓又疑惑地望着他，他笑眯眯地说：“没有事，你吃吧。”于是，罗荣桓又端起了饭碗。不一会，罗荣桓便发现碗底有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腊肉。罗荣桓夹起肉半开玩笑地说：“哈，你给我埋了地雷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荣桓后来成了元帅。他的路程就是从深受士兵爱戴的连党代表开始的。他是红军最早的优秀的连党代表之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把九连的工作搞得既生龙活虎又扎扎实实。“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九连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例如六班长寻淮洲，到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七军团的军团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于北上抗日途中，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作战时牺牲。又如一排长王良，一九三二年三月任红四军军长，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县大禾地区（今属武平县）打一个土围子时不幸牺牲。这些干部的成长是党的培养的结果，也是同罗荣桓的启发教育分不开的。
在中村整训期间，罗荣桓被调到八连任党代表。他离开九连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许多战士流了泪。
罗荣桓到八连后，立即扎到群众中去，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历史情况十分困难。而罗荣桓对此要求很严。他向张令彬等党员反复交代：“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份、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的经历搞清楚。”他十分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连队很穷，没有碗筷。饭熟了，由伙夫捏成饭坨，一人一个，还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看枪，等大家分了饭坨，才去吃。有时没有了，就饿一顿。
罗荣桓还召开支部大会对全连党员进行分工，以帮助非党同志，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当时，周昆①在这个连当战士〔此人后来曾任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一一五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携款潜逃，不知去向〕，常常想家。罗荣桓便让班长张令彬帮助他。有一天夜里，周昆放哨，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张令彬连忙找了一块油布跑到哨位，同他共顶这块油布，在狂风暴雨和山洪倾泻的咆哮声中站完了这一班岗……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罗荣桓一直非常注意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意义。一直到后来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他都始终把做好这件事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为了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经常见缝插针，利用早晚点名时间进行教育。他的讲话都是从连队的实际出发的，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从不罗嗦，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在中村整训时，罗荣桓除自己对连队进行教育外，有时还请毛泽东到连里来讲话。毛泽东是一请就到，到了就讲。他的讲话很有风趣，深入浅出。他一讲话，部队就好带了。当时部队一天五分钱的伙食钱也不能保证，已取消发饷。而毛泽东的讲话比发饷还更受战士们的欢迎。因此，他一到连队来，战士们就开玩笑地说：“毛委员又来‘发饷’了。”罗荣桓到八连不久，八连的面貌便有了明显的变化。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近一万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三 个师八 个团。共产党在第四军设置军委，由毛泽东任军委书记①〔五月间，毛泽东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十一月间，由朱德任军委书记〕。五月底由于山上人太多，粮食无法解决，湖南农军大部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返回湘南。红四军又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四个团，即第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编成）、第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编成）、第三十一团（由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佐部队编成）。罗荣桓任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三营营长是伍中豪。
朱毛会师，军威大震，很快粉碎了江西之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的“进剿”，第一次占领永新，成立永新革命政府。部队分散到各区发动群众。红军前锋——罗荣桓等率领的第三营一部已经到达天河，震动了吉安。
这时，有的单位纪律松弛。在干部中有些人的旧习气还比较严重，有斗纸牌的，有逛窑子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还有乱拿群众东西的。这些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和湖南省委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而变本加厉。撤出永新时，有的部队对工商业“一律没收”，把卖油粑粑的挑子、剃头的刀子和中药铺的戥子都搬回井冈山了。
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严厉指责这是土匪、流寇的行为。一个雨天，他召集连以上党代表在茅坪开会，专门讨论纪律问题。在会上他重申了三月间在桂东县沙田村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说：军纪是军队的命脉。人无命脉则亡，军无命脉必败。连李自成军队也有纪律，他不是讲‘奸一民妇，如奸我母’吗？我们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不讲纪律呢？他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十分愤慨，讲得很激动。党代表们夹着雨伞认真倾听，大家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毛泽东讲完后请大家发言。罗荣桓作了有准备的发言。他讲了三营也有违犯纪律的情况，有的士兵把药店里的冰片装进了腰包，在遂川还发生过烧房子的事。他认为，在考虑纪律问题时，必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他说：“我们都是出来革命的，家里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有一支队伍跑到我们家乡，随便拿东西，不守纪律，搞得鸡犬不宁，我们家里能高兴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守纪律，群众就会反对我们。他们还会把这种事情传出去，造成很坏的影响。离开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立足。”罗荣桓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党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军撤出永新后，又向湖南方向转移，占领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У墓氏绮枇晗氐母呗ぁ５鄙钍芴芳已蛊鹊娜褐谧苑⒌氐阕帕颂芳业姆孔邮保奕倩傅冉腥白瑁簧栈盗怂业撵籼谩�
五月中旬，敌师长杨如轩从永新出动，企图进犯宁冈。红军回师长途奔袭，在草市坳重创敌第七十九团，再次占领永新，击伤杨如轩。
六月上旬，江西敌军又调集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实行又一次进剿。红军在龙源口地区歼敌一个团、击溃二个团，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根据地人民赞扬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①〔指杨池生和杨如轩〕。
这时，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支部建在连上”、我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建军的原则都陆续总结出来，红军建设业已初具规模。
罗荣桓也随着红军的成长而成长起来。在打破敌人第一次“会剿”的整个过程中，他率领的第三营始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活动。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连队工作的作风给罗荣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说：“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