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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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职后，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即已相识的老战友，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这时谭政分工管后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五个月，到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三个月，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准备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不久，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罗荣桓同样很关心。原宣传部长姜思毅刚刚被降为副部长，罗荣桓便指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点四个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听取他的汇报，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予以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受株连，被错误地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罗舜初请示肖华，在反右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写。肖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不要填写。一九六一年底，罗舜初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但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对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不宜去十院这样的要害部门。有的干部还说罗舜初抗战时期在山东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东工作时，一九四八年曾受饶漱石、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已为黎玉平反〕。罗荣桓得悉后，明确表示：这样讲不好，仍坚持要罗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同意罗荣桓的意见。不久，军委任命罗舜初为十院院长。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况问题建议的前前后后
一九六○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罗荣桓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现在根本没有了。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向他汇报晋、冀、鲁、豫、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傅秋涛反映，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今年八月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一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什么不反映，动员处长说：“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听了傅秋涛的话，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严肃地指出，不反映情况，“其实是党性问题”。他说：“中央的政策、指示，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比如三级所有，中央早有决定，他就是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了情况还能划你右派？这是个党性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罗荣桓的思绪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当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即打电话将肖华请来，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反映的情况，要求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罗荣桓越过了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说：“……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虽然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一九六○年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意见却一度得到重视。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正确地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同时，又对肖华批示：“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既然毛泽东已经批了，罗荣桓和总政机关都得遵照执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可是，在林彪那里事情并没有完。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后来，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间，他又一次将它翻腾了出来。
－－－－－－－对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针的异议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罗荣桓，在他一手策划的“批谭事件”中已经露出了端倪。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当时对林彪的意图还不可能看清，但也并非毫无感觉。在批判谭政之后，傅钟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被翻腾出来并遭到批判。针对此事，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傅钟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发表一篇文章，说学习理论要先学后联，不能立竿见影，登在《八一杂志》上。这样说，是我在总政治部当主任的时候了。”他没有再说下去，但话的意思很清楚：傅钟发表这篇文章时，谭政还在中南军区，帐自然不能算在谭政名下，那末，是不是要找后台啊？至于学理论究竟能不能“立竿见影”，罗荣桓在这次讲话中还没有表态。但是他针对林彪攻击“系统的”学习是“教条主义”却讲了一段话，现在保存下来的讲话记录稿如下：
什么叫系统？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学理论不行。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
这是一份原始记录，语句记得不够完整，但意思很清楚。一开始，罗荣桓用问答式给系统（学习）下了个定义，认为“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就叫做“系统学习”。由此可见，系统学习并非教条主义，而反对系统学其实倒是经验主义。罗荣桓所说“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显然是不指名地也是比较委婉地表示了对林彪攻击系统学习为“糊涂观念”的异议。
罗荣桓认为，系统学习和从实际出发是一致的。因此，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是从五十年代起，罗荣桓不断提倡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
罗荣桓认为，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种学习方法同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在提出“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①〔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于是，林彪这一套在形态上更加完备了。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十二月间在听取总政各位副主任、各部负责人汇报时，多次从各个侧面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济南军区政委梁必业调到总政任副主任，罗荣桓在同他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梁必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
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在听取总政干部部长甘渭汉汇报干部工作后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作了多次即席讲话。他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他还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毛著引证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作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罗荣桓在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陪同下，接见了《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对报社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从正面阐述了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他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这次接见时，罗荣桓还提出了“对林总的宣传要认真负责”的问题。他认为，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报导出来，是不好的”。他说：“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不这样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
从罗荣桓这些讲话可以看出，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的分岐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罗荣桓积极响应。他不当总政主任已有三年多了。这三年多部队情况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当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之中，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如何，部队工作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他都需要再摸一摸。于是，他不顾重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