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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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大家只好陪他吃了一顿烤羊肉。
罗荣桓本来不大喜欢吃羊肉，嫌膻。这一顿吃过后，逢人就宣传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味道好。在他的提议下，借开会的机会，总部又请军以上干部都吃了一顿。
吃烤羊肉这天，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各路将领，战友重聚，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有人提议喝点酒助兴。罗荣桓说：
“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于是，罗荣桓就给大家重提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然后说：李自成战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毛主席最近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作战，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天，罗荣桓奉中央电示，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和他谈了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还说准备提议由他出任公安部长。罗荣桓说自己当公安部长不合适，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当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又当过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来当更合适。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把罗瑞卿从太原电召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公布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回来时路过石家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罗荣桓，彭真的岳母病故了。罗荣桓前去看望，由于彭真不在家，他特地向彭真的夫人张洁清表示慰问。
二、三月间，罗荣桓主持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妥善安置和处理了傅部二十余万起义人员。
傅作义部队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遵照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罗荣桓的指示开赴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地后，平津前线总前委即提出对傅部队改编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将傅部以师为单位分编，授予解放军独立师的番号；第二步再将这些师从师到连全部拆散，与解放军混编。军官愿回乡者准予回家，不愿回乡者则或送学校学习或分配担任副职，技术人员可直接任职。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方案，随后，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合理的具体的改编方案。
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政治部召集了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林彪、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由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指出：“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作法。”
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三月二日，罗荣桓主持了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①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中共方面代表是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傅、董方面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三一四页〕。绥远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
三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命令，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
三月五日至十二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林彪赴西柏坡出席了会议，罗荣桓留在北京，主持四野全面工作。他除了主持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外，还领导了南下部队出发前的拟定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批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骨干。
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由西柏坡迁入北平。三月二十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事先，罗荣桓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二十一日，罗荣桓、刘亚楼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讯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二十三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
二十四日晨，二百多辆小型、中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分批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北上，当晚宿营于第四十二军①驻地〔原第五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分别依次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二十五日上午，车队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下榻于香山。当日下午，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第四十一军等部队。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傅作义也应邀参加。
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人在香山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罗荣桓指示，师以上干部一律四人乘一辆小车，以免车队拉得太长。接见时毛泽东讲了话，他伸出双手说：十个指头的任务已完成五个，还有五个，也就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接见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玉泉山宴请了四野师以上干部。
－－－－－－四野高干会议和天津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由林彪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是四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在望，加上部队进入城市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罗荣桓在入关前的政工会上也向部队打了招呼。当时，由于忙于入关，没有时间多讲，而北平解放后，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将会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三月二九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与会的师以上干部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
罗荣桓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他指出，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接着，罗荣桓就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这个问题，回顾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在报告中，罗荣桓着重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帐，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①戈尔洛夫有党性〔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罗荣桓的报告使与会干部受到很大教育。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大军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高干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
然而，罗荣桓到天津视察时却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次在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是抗战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延安为中央领导人看病。黄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黄带交。在信中，毛泽东要罗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安慰他。
黄见到罗荣桓，便将信递过去。罗荣桓一见是毛主席的信，立即拆阅。看完信后，他便习惯性地向黄问长问短。他听到黄的口音，问道：“你是平津一带的人吧？”
黄答：“我就是天津人。”
“哦，天津老家还有人吗？”
“还有老母亲在。”
“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摇摇头，随即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检查。检查完，罗荣桓又催黄走，经再三催促，到晚间，黄看看没有什么事了，又嘱咐了护士几句，才回去。
过了一天，黄树则将天津著名的内科教授朱宪彝老先生请来为罗荣桓看病。朱为罗作了检查后，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朱关照大家，一定要让罗静心养病，不能够再劳神了。
然而，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有一次，朱德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陪着他到各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