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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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解放战士成为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造解放战士便成为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解放军士兵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有着参军的巨大积极性，而战争越打越大，补充和扩大部队又为战胜敌人所必需。因此，罗荣桓建议组建第二线兵团。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分工由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事实证明，这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迅速扩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七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的会议，讨论组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四十个独立团，必须在一月底以前每团补足二千五百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到三月间，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一百二十六个。其中北满四十六个，热河五十个，南满三十个。每团二千五百人，总计三十万人。第一期四月至七月，先完成七十个；第二期八月至十二月，再完成五十六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
接着，宣布了北满组建四十六个独立团和培训七千二百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任务已经明确了。北满要扩大二十万农民参军……”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松江省委负责同志来了没有？”
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站了起来答道：“来了。”
这是罗荣桓和李德仲在东北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也是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上，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问罗荣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认识的，罗荣桓向李富春谈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二十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五万人参军。他问李德仲：“老李，怎么样，这个数字有困难吗？”
“有困难。”李德仲直率地说：“我们已经动员了三万，再动员五万怕是完不成。”
罗荣桓听了很安详但又很坚决地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会后，李德仲向省委作了汇报。松江省委经过讨论，决心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决定。结果，参军农民达到五。七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上达八十八个、二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再加上五万多“解放战士”，使主力部队空前充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十五个独立师。此外还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止，主力部队共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一百六十四个团，三十七万人①〔截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共组建二线兵团一百八十九个团，总兵力达四十二万余人〕。
为了把这些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下去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军工生产和后勤建设
在紧张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罗荣桓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
随着战争的扩大，部队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武器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靠战场缴获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军工生产的条件比其他各解放区优越得多。当时，东北已经有了许多军工生产点，分散在各军区，生产计划不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必须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争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生产。东北局建议由伍修权抓此项工作。
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过，红军时期进入中央根据地工作。他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停战谈判时，曾出任停战谈判东北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后，伍修权回到哈尔滨，罗荣桓找他谈话，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在执行小组期间，天天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吵架”，由于对方胡搅蛮缠而憋了一肚子气，他表示希望到前方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到前方的愿望是很好的。”罗荣桓说，“不过，目前部队作战武器消耗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扩大，后方军工生产越来越重要了。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有无充足精良的武器弹药，也将产生直接影响。这件工作目前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到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七个军工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
何长工是罗荣桓在秋收起义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上任之前，罗荣桓同他谈话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解放‘两路四城’①〔两路指中长路、北宁路。四城指沈阳、锦州、天津、北平。参看本书第二十章第三节〕。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伍修权同志给你当政委。后勤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伍修权同志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跑跑跳跳，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何长工建议，将现在一时还不能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动员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搞两三年，把我们的工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非常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枝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所用。”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民主联军经过广泛的搜索和征集，把这些军事装备都起了出来。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朱瑞从山东赴延安，七大之后，中央曾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感到自己在苏联学的是炮兵，还是扎扎实实搞本行好，便提出要从事炮兵建设。于是，中央命令他代理延安炮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由他率炮校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他带领新建的炮兵部队和炮校学员，在靠近苏联、朝鲜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本人遗弃的大炮和零部件，修理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装备了部队。
军工部除曾同苏联方面谈判，将苏方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日军武器接收过来外，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组织自己的军工厂进行生产。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毫米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二十五万发。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一九四八年六月另成立了军需部（由杨至诚担任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一。九万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工作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对此，罗荣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的汇报时曾说：“在东北作战时就有一条经验，打起仗来，一要抓指挥机关，二要抓后勤。这两个部门很重要。指挥机关组织不好，后方东西跟不上，打仗就成问题。”正由于后勤工作对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作用，罗荣桓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召开了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总结冬季攻势作战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罗荣桓出席了会议，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根据这些特点，加强后勤工作建设，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在总结报告中，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成立有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在南下作战主要方向的冀察热辽地区内，增建十五至二十个野战医院，能收容二。五万至三万伤员；组织七千至八千副担架，以保证伤员的及时运送等等。
随着主力部队南移，各部队纷纷设置后方留守处。这些留守处一度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他说：
“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