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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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成立辽东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副政委。陈云、肖劲光赶到南满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主张。陈云指出：决不能退到北满，那将使敌人的兵力随之也集中到北满。现在敌人南攻北守，而我们则可以南守北攻，夹击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七道江会议”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振奋了部队士气，使坚持南满的方针得到贯彻。随后不久，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同时北满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三十八万人。
五月上旬，东北局召开会议，于五月五日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五五决议》），向东北全党提出了“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这时，部队又有发展，加上冀热辽部队四月起划归东北局领导，总兵力达到四六万人。炮兵已由延安炮校之一部发展到九个团，工兵、铁道护路军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航空学校、工兵学校、东北军政大学、医科大学以及测绘、通信、军需、外语等专业技术学校相继成立。
罗荣桓回到哈尔滨，便看到了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毛泽东向东北局提出了为将来夺取中长、北宁两条铁路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大城市准备条件的任务。
这时，林彪带了作战科、机要科等单位组成前方总部住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彭真已经调回中央，陈云在南满。罗荣桓回哈尔滨的第二天便到双城看望林彪。林彪吩咐为罗荣桓准备好在双城的住地，将原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的李新阶仍调回来当罗的秘书。林彪向罗荣桓概括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罗荣桓便开始工作。此时林彪仍同过去一样，专务作战。骑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他这一特点，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对他充分谅解。于是便频繁来往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将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项的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由于事情忙，每天工作不超过三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已经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的罗生特劝他不要操劳过度。他便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说：“好，你的意见我接受。不过，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常常把病人的病看得过重了一点；其实，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罗生特知道，在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要罗放下工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便耸耸肩膀，双手一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罗荣桓一回国，便立即参与了东北民主联军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的领导。这次攻势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七月一日结束，民主联军收复城镇四二座，歼敌八。三万余人，扩大解放区一六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近千万人口。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都已打通联系，有些地段已连成了一片。这一攻势标志着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战略性反攻。
第二十一章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织者
－－－－－土改、诉苦和组建二线兵团
在夏季攻势使东北战局发生转折的同时，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也开始了。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这三支南下大军，逐鹿中原，使全国战局大为改观。
在关内各路大军连战连捷的胜利形势鼓舞下，东北民主联军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翌年三月接连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解放包括四平、鞍山在内的城市三十三座。
东北敌人屡战屡败，不得不三易主帅。一九四七年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一结束，杜聿明便黯然离开东北，自视颇高的陈诚顶而代之。他一面指责杜聿明消极无能，一面吹嘘要在“六个月内转变为优势”。他的大话言犹在耳，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就歼灭他的军队六。九万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接着民主联军又举行了连续作战九十天的冬季攻势，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更使陈诚手足无措。于是，蒋介石只好再度换马，一九四八年二月派卫立煌来接任。陈诚在东北时间刚好六个月，而国民党军队非但未“转变为优势”，而且已经只能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其占领区仅占东北总面积的一％。但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仍有五十万左右。搞好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建设、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后勤建设、动员工作和军工生产，为歼灭这五十万敌人，解放全东北创造条件，这是罗荣桓从莫斯科回来后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期间，在西满、南满新收复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千万万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前途。
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帐。配合土改，进行诉苦，乃是提高指战员觉悟的最有效形式。
一九四七年，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在第三纵队开展起来。罗荣桓发现这一经验后紧抓不放，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去了解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二十团九连搞起来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了苦大仇深的战士房天静、任纪贞和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罗玉祥，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启发大家回忆各自的苦。然后分班讨论，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战士们一面诉苦，一面和蒋介石算老帐。“解放战士”也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检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不知本，忘了本，忘了祖宗父母所受的苦，忘了天下穷人的苦”，表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九连还注意调查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随时收集材料，充实部队阶级教育的内容。九连在驻地发现一位姓张的佃户有件穿了六七年的破棉袄，棉花没几团，补丁摞补丁。指导员带着破棉袄上了课堂，问大家：“这是谁穿的？地主穿这个吗？”战士说：“地主擦屁股也嫌脏，这是佃户穿的。”又问：“国民党能不能给穷人换这种破棉袄？”战士答：“不能，国民党是地主老财的党。”又问：“谁给换？”战士又答：“只有咱们的队伍能给穷人换破棉袄！”接着，指导员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道理，说明解放军是为穷人争翻身、争解放的队伍。这时，战士赵洪山说，他父亲也是穿这样一件破棉袄，还被警察打瞎了眼睛。想到父亲受气受穷，他伤心落泪了。指导员叫他当众诉苦，战士们极受感动，一致表示决心革命到底，“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
罗荣桓听了详细汇报，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还授意《东北日报》撰写了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指出：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
随着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队都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①和林彪总结部队实战经验而提出的“一点两面”〔指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三三制”等战术②〔一点两面：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三三制：以步兵班为单位分三个小组，每组三人，在班长指挥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曾发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财时，有的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有的还准备把私营的工厂、商店也当作“浮财”分掉。
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支持农民的这种过火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但是有人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由于李富春等大多数委员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挖浮财”的错误意见，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
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向人民征调人力和物资〕。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