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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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漫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漫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于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象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这时，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罗荣桓对卫生部的情况感到很不放心，对谷广善反复叮咛：“你们卫生部单独行动，民主会开得这么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当时，敌人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远，谷广善急忙赶回去作了紧急动员，宣布民主运动暂时停止，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扫荡”完了后再继续进行。经过七天反“扫荡”的考验，证明在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不是坏人，有的表现还很积极。在战斗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
这时，在山东各个战略区也都进行了试验。胶东区党委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
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通过试验，罗荣桓更感到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荣桓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首先要求把整风当作审干的基础，而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为了把整风与审干加以区别，罗荣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会中所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之下，是完全能够启发大家，改变中间大的现象，使正气上升，以达到审干的必要基础。”他把群众中正气的上升看作是转到审干的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宜马上转入审干。
在《意见》中，罗荣桓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的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这三个地区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已联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前一阶段的运动作了检讨。三月十二日，分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而“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
关于“以暴露为主”的问题，罗荣桓在三月十五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缺点的。”他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强调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
这一检讨实际上便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于是，第二个“四三决定”所提倡的通过极大的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错误作法便在山东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这时，他还提出一句有很大影响的话：“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他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大家今后还要继续发扬民主，不要因为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领导者更不能满足这次检查反省，还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把它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党。
由于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民主检查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很快便得到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发表了严重错误言论的干部，他仍然“强调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①〔《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从而避免了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并结合整风进行审干，决定分期调集各级领导干部到山东分局和各区党委的党校，进行为期数月的整风，在学习时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山东的干部整风运动为反攻和战后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十七章 指挥大反攻
－－－－－－准备大反攻
在春季攻势作战频传的捷报声中，一九四五年四月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罗荣桓由于工作的需要未能出席这次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消息传到山东，山东分局、军区的干部们向罗荣桓表示祝贺。宣传部门有些干部酝酿着印制罗荣桓的头像。
印制头像，这已是第二次提议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准备出版《战士》杂志。编辑那逖看到有的地区的杂志刊登了该区领导人的头像，便准备在《战士》杂志的扉页上刊登罗荣桓的像。当时没有条件制铜版，那逖便照像片刻了一张木刻像。罗荣桓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宣传部长赖可可说：“杂志不要登我的像。要登就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
那逖刻那幅木刻，很费了一番心血。当他听赖可可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后，只好把那块木刻板珍藏起来，在反“扫荡”中多次轻装，都没有舍得丢掉。
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有些人又建议印制头像。罗荣桓让宣传部副部长陈沂制止这件事。陈还想说服他：“这样做是出于同志们对你的尊重。”
罗荣桓摇摇头：“尊重可以，但也不必把我的像挂到墙上去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贯彻七大的精神。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而不要去搞这些事。”
为了贯彻七大的精神，五月八日，罗荣桓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罗荣桓在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后，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五月九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中国抗战的胜利亦已在望。少数干部战士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他们受到“打败日本好回家”口号的影响，战斗意志有所松懈。“打败日本好回家”，本是抗日初期一首歌曲的歌词。一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便明显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罗荣桓及时提出，用“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代替前一个口号，从而有力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为反攻和准备战后的斗争作了又一次动员。
为了独立自主地进行反攻，继春季攻势之后，罗荣桓又主持制定了山东的《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
长期以来罗荣桓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要把山东五个战略区打成一片。为此，必须集中力量打通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因为，这里正是渤海、胶东、鲁中、滨海四个战略区的联结点。而当时在山东的伪军和顽军中，除吴化文部已经西窜泰山地区外，其余部队大都麇集于这一地区。《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规定的作战对象主要就是这些部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三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了全区性的“扫荡”。罗荣桓获悉后决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暂时停止执行，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
在反“扫荡”中，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这时他的病情仍然很重，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于六月九日致电罗荣桓：“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然而，在敌后频繁的反“扫荡”中，缺乏休养的条件。尽管他行军时不得不坐担架，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由于他对敌情的周密判断和果断指挥，使军区机关多次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合击。
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五月下旬，各区先后胜利结束了反“扫荡”，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攻克了邳县，收复了此次“扫荡”中被敌占领的蒙阴县城及据点一百四十多个，保卫了滨海区日照县的安东卫海口，粉粹了敌人企图完全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扩大了根据地。
然而，在此次“扫荡”中，敌人占领了胶东海阳县沿海地区、滨海的莒县城和柘汪海口，打通了日（照）莒（县）公路。日军自连云港到青岛沿海，增加到五个旅团；在济南与泰安之间有主力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