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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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罗荣桓来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了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先烈，往往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但大家看到他憔悴的病容，又不忍心过于打扰他，妨碍他的休息。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便对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是非常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象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检查。
当时的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破，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会钻心地疼痛。可是，罗荣桓却以坚强的意志，忍住剧痛，不吭一声。他还用坚定的目光来宽慰和鼓励身旁的医护人员，仿佛告诉人们：不要替他担忧，他是能够挺得住的。其实，在场的人员从他额头上渗出的豆大的汗珠，以及整个身躯发出阵阵轻微的痉挛中，早已看出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罗生特和在场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罗生特一面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一面不住地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了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但这种病变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大夫只好决定暂且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的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在一片水稻田和芦苇丛中，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听到的是鹊噪蝉鸣、蛙声一片。可是，罗荣桓却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六月二十日便踏上归程。
在路上，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抑制着自己的焦虑心情，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是吗？”罗荣桓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名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罗生特认识罗荣桓后，发现他的性格同陈、彭完全不同。他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生特知道罗荣桓爱吃辣椒，有一次使用蹩脚的中国话问罗荣桓：“听说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要放辣椒，是这样吗？”他的话把罗荣桓也逗笑了。然而，他坚决反对罗荣桓吃辣椒，说：“你这个湖南人碰上我，可就遭罪了。”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他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在国内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红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罗生特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他还学着东进的话说：“这个嘎崩很香。”
本来，罗生特大夫是专门给罗荣桓治病的，可是罗荣桓却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并向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多次交代说：“你们有外科和妇科的疑难病人，都可以请罗生特大夫会诊，还可以请他给医务人员上课，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在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期间，山东分局召开了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由到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肖华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由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罗荣桓回山东后不久，八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间，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又增加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中，作出过卓越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担任分局书记后，非常注意和讲究领导工作的艺术。一般性的工作，他总是放手要大家大胆地干。开始，有的干部事无巨细都向他请示，罗荣桓反复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处理一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认为，这也是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他对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有关山东全局的问题，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问题，却抓紧不放，一抓到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一名战略指挥员和政治家的风度。
罗荣桓还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凡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们常常形容与他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是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说：“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所以，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心情很舒畅，共同为尽快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在各方面的优势，改善山东抗战的局面而奋斗。
－－－－－送于出鲁，阻李入鲁反共
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所以不能久留而要赶回山东，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仙洲入鲁，引起山东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以改善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山东长清县人，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了重伤。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任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密令他准备进入山东反共破坏抗战。他率部从湖北通城北进到达皖北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磨擦，又命令李暂停入鲁。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一面阴谋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李仙洲部入鲁之时，甲子山战役结束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于、李如果合流，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将大为增强，而使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李部入鲁后，敌伪同国民党之间，于学忠和李仙洲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也将急剧发展，山东的三角斗争将日益复杂和激化。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罗荣桓等致电北方局，具体分析了这一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有利时机，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争取山东局面有一个新的转变。他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强调对国民党部队疏通团结，推动和争取李部入鲁抗战，共同对敌，并按照国民党部队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抓住有利的历史先机，开创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李仙洲投石问路，先令其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路可贞率一个团北越陇海路，在砀山以北至微山湖之间建立了立足点。李仙洲看到路部站住了脚，乃于三四月间亲率主力过陇海路进入鲁西。同时通过当地投降派向敌人联络，企图取得敌人谅解。但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平息因李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并不买李仙洲的帐。李部到达单县后，日军纠集了一千余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李部进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严重，连夜转移至微山湖西侧。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侧翼袭扰日军，配合他们作战，为其负伤的官兵换药，并用担架送回原部队。《鲁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九十二军表示慰问。但是，李仙洲却认为这是企图动摇他的军心，对八路军态度十分不友好。他又命令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霖、副师长牛乐亭率三个团东越微山湖和津浦路以后，与刘桂堂部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
刘桂堂，放羊的出身，从小结识了一些土匪，十几岁便开始拦路抢劫，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匪帮。由于他面如锅底，在土匪中又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绰号。抗战前他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便杀人七百多。鲁南老乡家里，孩子如果哭闹，一说刘黑七来了，孩子顿时就不敢哭了。人们赌咒发誓时常说：“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抗战前，他祸害山东，流窜于华北各地，他的队伍多次被消灭了，又多次拉起来。抗战初他投降日寇，跟随日军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又宣布“反正”，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第三十六师的番号。李仙洲入鲁，他得到了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直接支持，便更加猖狂起来。
刘春霖部进入鲁南后，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以当地投降派申从周部为先导，进攻并强占滕（县）峰（县）边地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亭、白彦、大炉等地，每到一地便摧毁民主政权，抢劫物资，烧毁房屋，还活埋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
在李仙洲的进犯面前，八路军只有起而自卫。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已成为当时军事斗争的重点。罗荣桓日夜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经常与分局和军区的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与准备工作。山东分局、军区、省战工会、省参议会分别召开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参加的以反内战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号召全体军民，反击蒋介石派遣主力进入山东挑起反共内战的阴谋。
三月二十六日，罗荣桓指示鲁南军区，要求在军事上采取自卫原则，坚持自己的阵地，坚决打击为虎作伥的刘桂堂、申从周的进攻，同时在政治上坚持与李部联络、疏通，推动他们抗日。
在阻滞李部从南面入鲁的同时，罗荣桓也注视着北面于学忠的动向。不出所料，随着李仙洲入鲁，蒋介石同于学忠的矛盾便直接表现为李仙洲同于学忠的矛盾。李尚未入鲁时，便大挖于学忠的墙角，派人联络属于学忠管辖的山东各地方实力派，加委封官。于学忠本来对李部入鲁便心存疑惧，一见李如此动作，为保持自己在山东的地位，即以省主席牟中珩济的名义，将山东所有小股地方武装，统编为县和专署的保安队，使李无隙可乘；同时对向李频送秋波的驻滨海北面的保安第二师张步云部，以不听指挥为名，实施军事讨伐。
于学忠的防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山位于沂水县北，鲁山位于莱芜县东，两山峰峦连绵，山崮耸立，形势险要。西与泰山，南与蒙山相连，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安邱，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的山区，是山东的屋脊。诸日莒山区，是滨海区北部的重要山区，北与沂山山区衔接，南与甲子山区相连，是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联系的重要依托。
这些山区，在抗战开始时，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首先开辟的。可是，自一九三九年春季以来，先后为沈鸿烈、于学忠等部所占据。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和鲁苏战区总部都集中到这些地区。国民党顽固派把这些地区变成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重要阵地，而迫使八路军的根据地处于他们的外围。这些山区又严重威胁着鲁中与滨海地区，阻碍了两区与胶东区、清河区的联系。这些地区在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民不聊生，有些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于部几年来在日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下，遭受了重大损失，部队减员，地区缩小，士气低落，处境甚为困难。而沈鸿烈系统的吴化文部在国民党反动派“曲线救国”的政策下于一九四三年一月间公开投敌，吴化文当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该部盘踞于鲁山山区，在日军支持下极力向于部进攻。已拨归李仙洲建制的张步云部也进逼诸日莒山区，使于部处境更加险恶。
自从一九三九年于部入鲁后，共产党和东北军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当于遭到蒋介石、沈鸿烈的排挤时，共产党向其表示同情，并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