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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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