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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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深入第三纵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