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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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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河南的修武县也是实行全县范围的供给制。根据修武县人民公社9月份制定的《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试行方案(草案)》,修武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具体标准是:
  (1)伙食。农民:按实有人数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元,菜地亩;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学生:在县城集体搭伙者每人每月7元,在农村者与农民相同;工人:煤矿井下工和高温作业工每人每月15元,其他工人元;干部:县级干部参加工作8年以上、区级干部参加工作12年以上、一般干部参加工作15年以上者,每人每月18元,其他干部元。此外,县城居民和干部家属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
  (2)被服、日用品。农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2斤,布鞋2双,袜子1双,以上各项折合市价元,每月元。工人、干部: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3斤,鞋3双,袜子3双,帽子1顶,牙刷1把,牙膏2瓶,香皂2块,每人每月洗澡费元,理发费元,以上各项每人每月元。
  (3)工资。参加劳动的社员根据劳动态度、体力强弱,干部根据德、才与现任职务,统一划分为十级,干部为一至四级,最高者15元,最低者4元;工人为三至六级,最高者7元,最低者元;农民六至十级,最高者2元,最低者元。
  (4)福利。公费医疗全体社员每人每年2元;结婚补助3元;生育补助一般女社员2元,双生4元,女干部8元,双生13元;社员死亡发埋葬费5元;家在外地的干部经领导批准者往返路费由公社报销。
  人民公社这种以“吃饭不要钱”为特征的供给制分配办法,是公共食堂得以迅速普及的根本前提,而公共食堂又成了供给制不可缺少的载体。没有供给制,公共食堂难以大量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持久;没有公共食堂,供给制就会失去依托。两者的紧密结合,才使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顽强地维持了三年之久。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1)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徐水、修武、嵖岈山和七里营,都是全国知名的典型,是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它们率先实行供给制的做法被披露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的群起仿效,只不过有的公社“包”得多,有的公社“包”得少,但“包”得最少的,也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包”吃。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也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给予了肯定与赞扬,从而使供给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并一直维持到公共食堂的解散。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以赞赏的语气讲到供给制问题。
  在1958年8月19日的讲话中,当谈及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及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分配,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的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阶级的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都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还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19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是有饭吃,不死人,一条是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毛泽东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进城后变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抛掉了,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散,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他还说,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作风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还说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工资制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渔牧副。大,可了不起,人多势众,有些办不到的就办到了。公,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有的已经取消了。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有些也许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机关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房屋公有。苏联私人有房子,国家盖不起,还奖励私人盖,中国人多,可以研究,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大家去干,每个人都自觉去干,没有懒汉。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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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2)
毛泽东认为,过去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花”(按:指军衔),但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打败了蒋介石。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结果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使得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出官僚主义。人民公社搞起来后,就逼得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对于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对进城以来,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来干部作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认为薪金制、军衔制这些东西,等级分明,使得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对于过去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却是相当地留恋,认为正是靠军事共产主义,靠政治觉悟,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试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既然供给制能打败日本鬼子,能打败蒋介石,那么,为什么在向自然界开战时,就不能同样取得胜利?所以,他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但十分感兴趣,而且希望在全国推广。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供给制来。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一天,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就供给制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的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和算钱都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供给制为什么可以搞呢?就是因为粮食吃不完。
  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当地领导告诉他,江苏不少人民公社准备在今年秋收后实行粮食供给制。刘少奇对此很关心。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他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回答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也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
一些高级干部也撰文充分肯定供给制。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参观人民公社后,发表文章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饭不要钱’,现在看来,全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我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样,那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给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步缩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一位副总理也专门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进行论述,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则是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这种分配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它既照顾了劳动力多的户,又照顾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并使所有社员都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1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各地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而是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实行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粮食多了怎么办”(1)
人民公社不但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亿万农民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生活。“吃饭不要钱”这在今天看来荒唐的口号,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大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幼芽”、“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上的误区。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而导致的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着很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实现。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实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间的关系。
  当时,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干部、群众,都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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