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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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户吃，一样的东西能吃几样的饭，汤汤水水，舒舒服服。”
湖北省安陆县青龙公社孛畈大队第一生产队第四小队的食堂，有饭厅、加工房、伙房，喂了四头母猪，种了四亩菜，在当时是一个办得很不错的食堂。“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安陆县委就食堂问题在此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小队长说：“我们的食堂吃菜不愁，又喂了四头母猪，1960年那样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没有什么困难，改进不改进，照这样办下去就可以。最大的困难是十三个湾子（按：该队38户社员分散居住在十三个湾子里）不能搬拢来。”
分支部书记也说：“食堂已扎下了根，再不好改了。如果要改小，还有几个湾子，房子、用具也有问题。但是，照这样办下去，社员家里养猪、养鸡、照顾小孩又不好解决。”
小队长又说：“食堂是万岁之一，不办又散了筐，哪还能办社会主义！”
分支书也接着说：“社员在家里吃饭也有困难，出工不齐。”
干部说完后，社员对食堂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一个住在食堂附近的社员说：“办个农忙食堂好，忙时大家一起好抢季节，闲时各人在屋里，又能喂猪、打杂事，生产又好抓。”
一个住得远的女社员连对办农忙食堂也不赞同，她说：“你们近，当然好，受罪的是我们。我们吃一顿饭，跑二里多路，小孩拿饭在路上泼了，我爱人气得不得了，说：‘办个###食堂，拿回去算了。’”
另一个社员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个社员非常认真地说：“我看不在于食堂不食堂，一切在于工分不值钱。1957年没有办食堂，个个起五更做饭，生怕别人工分抢多了。队长说：办食堂人快活些，做活多些。我看1957年，人还扎实些，粮食吃的还多些。”
在座谈会上，一个县委干部问社员：“是不是中农不想办食堂？”社员连忙解释说：“我们湾子小，一无地主，二无富农，只有一个五类分子，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贫农。”
供给制出懒汉（1）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坚持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各地在调查中却反映出不少问题，广大群众也纷纷要求取消。
1961年4、5月，邓小平、彭真在京郊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5月4日，邓小平、彭真听取了调查组和县（区）委书记的汇报。先期在这里调查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汇报说，顺义县大红门大队1960年供给制支出是19万元，占总分配额的35％，按劳动工分应得与享受供给金额比较，占便宜的户共有142户。便宜户的情况可以分为七类：应该享受的6户（五保户、困难户）；不够五保户、困难户的老弱孤寡12户；劳动力少、人口多的30户；劳动力弱的20户；不出勤或出勤少的懒汉55户；富农4户；地主15户。
刘仁还汇报说：干部、社员分析出了供给制的四大毛病、三大好处。毛病是：（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二）出懒汉。有的人懒得少出工、不出工；（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了，农业用不上；（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大好处是：（一）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
听完汇报，邓小平当即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3日，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的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害处很多。看来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生活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天后，北京市委就改变供给制分配办法给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北京市郊区和各县的情况，所谓三七开的供给办法，害处很多；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供给制的办法，则好处很多，两者利害比较，优劣极为明显。”北京郊区的许多公社，社员根本上拿不到工资；即使发工资的，工分也不值钱。近郊菜区的工资高一点，一个工分能拿到一毛钱，远郊区一个工分一般只能拿到五分钱，低的只值一二分钱。社员们说：“养个鸡，下个蛋，也比劳动挣工分强。”供给制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户吃亏，吃亏户一般占总户数的40％~50％，多的达60％。群众对这种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很不满意，他们说：“供给制养懒人，养坏人。”“说什么吃饭不要钱，是不要死人的钱，可要活人的钱。”
邓子恢在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内，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
广州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一个调查组，前往陕西临潼县华清公社和长安县韦曲公社进行调查。关于供给制问题，王观澜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社员和干部认为实行按劳分配、包五保户、补贴困难户的办法好得很。他们反映，高级社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干部愁活少，社员抢活干’，‘社员做活挡也挡不住’。如果干部分配给哪个社员的活少了，活轻了，还认为干部对他‘有冤’。‘工分是命根子’是当时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他们回忆起当时‘活不够干，粮吃不完’的情景时，个个兴致勃勃，说得津津有味。讲到现在的情形：‘干活要队长挨门叫，叫也叫不动。’‘锣打破了人都叫不齐。’来了也是‘马马虎虎向前干，工分多少都吃饭’。”“许多干部主张包五保户和定时定量补贴困难户，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认为这样办，‘可以治有劳不劳的人’，‘去掉依赖根’。”
供给制出懒汉（2）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在分配问题上搞公社统一核算，公社对社员实行衣、食、住、生、教、婚、病、葬的八包供给制，食堂吃饭不过称，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工资由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放，同级别的社员劳与不劳、劳多劳少都得同样的工资。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底，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上实行粮、煤、盐、油、菜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这个大队在1960年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87％，工资部分只占13％。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而不能多得，少劳者有的甚至还多得。社员张文卿一家五口人，两个整劳动力，两个半劳动力，全年共挣得工分4800分，得工资59元，享受伙食供给185元，两者共计224元。如果按劳分配，应得289元，少得45元。女社员李爱香一家四口人，其丈夫外流，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挣得工分1790分，得工资23元，享受伙食供给126元，共计149元。如果按劳分配，只能得126元，多得了31元。由于供给与工资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出勤率低，劳动质量差，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上学。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就有七个超龄学生重新上学。其中有一个人已经20岁了，早就不念书了，1960年却又背起了书包去读小学。
调查组对东大路张生产队调查的结果是，全队47户中，有40户赞成只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的全部按劳分配。他们的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也便于生产管理。而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有5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4户，无劳力的1户。这些人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工分不够吃。另有两户两种分配办法都表示赞成，这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户是6口人3个劳力，觉得无论实行哪种分配办法都不算吃亏。可见，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据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对衡水县任家坑公社呼家村大队的调查，供给制带来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
（一）人口多而又有外援的户，白吃饭不给钱。这个大队1960年全年的收入中，供给部分占了20％。社员刘某一家6口人，1个女劳力，她爱人每月寄回50元钱，生活本来比较富裕，参加劳动很少。如果全部按工分分配，只能分得64元，享受供给制后，连同工资共分了102元，多得了38元。这种不该享受供给制的户全大队就有16户。大队长说，这些户劳动时有“四不做”。即：天热了不做，天冷了不做，突击活不做，派的活不合心不做。
（二）助长了投机取巧，不管老人。这个大队二小队队长姚某，夫妻两个都是整劳力，却把母亲分出来，吃了一年的“五保户”，享受“五保户”费用58元。这种儿子不养娘的人，全大队一年下来共出了13户。
（三）真正困难的户，并不能保障最低的生活需要。社员刘玉仓全家6口人，半个劳动力，全年吃粮、吃菜、烧柴共要180元，1960年只分了130元，超支50元。这样的农户全村共有3户。
（四）劳动力多、人口少的户，感到吃亏。社员呼良忠，一家两口人，两个整劳动力，实行供给制，比按劳分配要少33元，相当于减少了10％以上的收入。
当时看好供给制，除了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却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供给制出懒汉（3）
邓子恢在龙岩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供给制使“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类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对他们的供给却占到40％左右），贫雇农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土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占25％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占了便宜，基本群众不满意。他们说：‘1929年分地主（按：龙岩是革命老区，1929年闽西暴动后即进行了土地革命），1958年养地主。’”
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
对这次各级干部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也格外的迫切。1961年5月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按：指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内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到了此前在机关大院见不到的真实情况，对困难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解散还是维持公共食堂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汇集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手中，从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心。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1）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1961年3月广州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措施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党的领导人对几年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认真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