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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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允许群众有这种愿望。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后，办不办公共食堂上升到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广大干部明知公共食堂为绝大多数群众所不满，但又不敢做主满足农民的愿望解散食堂。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平均主义阵地。
公共食堂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解散食堂成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几年来对食堂所谓“优越性”的片面宣传，尽管它已成了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谁也不敢提出要解散食堂。为了解除基层干部对解散食堂的思想顾虑，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时指出：现在90％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90％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党总支，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得到了天华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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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5）
得知天华解散食堂的消息，附近大队的公共食堂也闻风而散。
离天华不远的青田大队乙家塘生产队在学习“农业六十条”草案后，4月15日开始已分散做饭，社员都退出了食堂。4月26日，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联合调查组开了一次座谈会，请社员谈退出食堂后的体会。会上社员谈了退出食堂后的三大好处。
一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社员彭福初说：“食堂也有好处，照顾了困难人。不过要照顾的太多。冒（按：湖南方言，没有之意）按劳付酬。累的累得个死，吃的吃个死，反正吃大锅饭，怕懒得（按：无所谓）。分户做饭，冒得依赖了，要做好多工分，才能拿回口粮。自己一年有个划算（按：计划），细伢子（按：小孩子）都作了安排，做一分有一分呀！”社员杨玉英小声地说：“真是鬼。彭广梅的爱人，怀孕八个月了，总说有病，五六个月冒出工。咯（按：这）几天拿起锄头挖田垄，尽是劲。肚子冒凸起一点，她怀孕还是个假的。”
二是对生活上的意见少了。社员黎桂庭说：“平日吃饭还差半点钟，厨房里挤一屋子人，你说饭烂了，他说饭硬了，你说菜少了，他说不干净，尽是意见。分回来搞，吃多吃少，吃好吃歹，随你自己，意见就冒得了。”
三是有利于发展家庭副业。社员彭保初说：“高级社时我家里至少要送四头肥猪，咯几年冒得这回事。如今分户养猪，只要两年，我保证一年送几头肥猪没有问题。”女社员彭淑英接过话头说：“空坪旮旯，以前冒人管，咯只有几天，挖尽了，合起来是有亩把地，都下了种。以前是做样子，现在是搞实际的。”这些朴实的话语，可以看出社员对解散食堂的兴奋心情。
在天华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去长沙工作了几天。然后，回到了阔别36年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继续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
炭子冲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并不差，可是社员的生活却很困难，不少社员因粮食不够和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一天，刘少奇到离炭子冲十里远的彭家冲去看亲姐姐，他的姐姐也饿得骨瘦如柴，起不了床。到其他社员家去看，发现社员背地里煮食的野菜，也是没有油、没有盐。来到不大的花明楼公社医院，看到这里住了几十个病人，大部分是浮肿病人。对此，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
公共食堂问题是刘少奇这次回乡调查的一个重点。他亲自视察了花明楼公社安湖塘生产队的食堂，多次找社员了解食堂的真实情况。5月6日，刘少奇找来了炭子冲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王升平从1952年起就担任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经常向刘汇报农村情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王也不自觉地犯了刮“五风”的错误，后来在反“五风”时被撤职。回乡后，刘少奇让人去找王谈话，王以为是省委工作队找他，拒绝不见，连续找了三次，送信的人说是刘少奇回来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赶来。
在谈话中，刘少奇问王升平：“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对这个问题，王升平不敢回答，因为刘少奇回来前几天，县里、公社还在宣传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说不办食堂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办不办食堂是衡量革命与保守的分界线。于是，王升平只得谨慎地说：“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王升平说：“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刘少奇这么一说，王升平打消了顾虑，大胆地说：“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坐在一旁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感到很惊讶，问道：“问题有这么严重？”
王升平说，邻近的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浮肿病的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罗家塘食堂是全公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几年来却只生了三个小孩，还有两个至今走路不稳。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6）
对于出现死亡的原因，王升平说，主要是没有饭吃只得吃树皮、稻草淀粉。连刘少奇家门口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的皮也被剥光了。当地干部得知刘少奇要回来，赶紧在树上涂了一层黄泥，用绳子捆上。
宁乡是我国有名的产猪大县，宁乡猪是有名的优良品种。过去开春前后，邻近各县都有不少猪贩子去宁乡贩运小猪。这几年国家对发展养猪没少号召，但生猪产量总是上不去。于是，刘少奇又问食堂还有多少猪。王升平说，过去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生产队只有一头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五寸厚，只见骨头不见肉。全队只剩下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都绝了种。
听了王升平的话，刘少奇愈加感到食堂问题的严重，也坚定了解散食堂的决心。
5月7日，刘少奇在炭子冲大队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他对大家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他问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和社员：“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一个干部回答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
过了一会，刘少奇又问：“你们的食堂散了没有？”群众回答说：“散的多。”于是，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做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条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刘少奇接着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社员原来家里的锅铲、坛坛罐罐不是被食堂收去，就是在大炼钢铁时被当做废铁送进了土高炉里。社员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原有的房屋，有的被食堂占用，有的则被拆掉用去肥田。所以食堂解散后，这些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影响群众生活。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生产一批解决一批，分给生产队。”
刘少奇还说：“食堂解散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
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在途经宁乡县城时，他召开了有主管农业、手工业和财贸等工作的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了几年的食堂，没有优越性，群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解散。可是食堂一解散，又出现了新问题，社员缺少煮小锅饭必需的炊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请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办好。你们是工业、农业的后勤部，不是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吗，我看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将这些事一一落实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宁乡。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1）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有一天，周恩来和县、社的干部在伯延的公路上边走边谈，他无意中发现路旁的树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按理，此时应是树叶茂盛的时候。周恩来便问树叶哪去了，陪同的干部随口说被羊吃掉了，不巧正好被一个在路旁放羊的女孩子听到了，以为是干部说她没有看管好羊，吃了树叶，就反驳说：“羊能上树吗？”干部们明知树叶被人吃了，但担心挨批评不敢讲实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伯延的干部，但心情却很沉重。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三个食堂吃了饭。
第一个是公社食堂。因为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公社干部不敢破这个规定，但又觉得堂堂总理来吃顿饭，不能太差了，于是给周恩来准备了馒头、红薯和面条，另外炒了四个素菜。周恩来感到公社食堂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去一个大队的食堂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到周恩来去时，社员已经提前打饭走了，结果在大队吃的与公社食堂的没有两样。第三天，周恩来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只得领他到了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到食堂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在同食堂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就着咸菜吃了起来。这顿饭，使他了解到了食堂的真实情形。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他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张二廷解释说：“地里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还有啥吃的。”对张二廷的话，开始时周恩来还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农民讲的很有道理。周恩来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
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一下试点，宣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因为公务繁忙，在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两次回到北京处理国际事务和接见外宾。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交际处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已先在这里进行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河北省长刘子厚。还有河北部分地、市、县的领导。
汇报中，谢富治说，成安县小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两口子都互不敢说出不愿办食堂的真实思想。周恩来说：“看闹得多紧张呀！我原来也在食堂吃饭，后因吃饭时间老赶不上。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食堂吃饭，这能说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不要把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2）
王维纲说，涉县沿头公社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周恩来插话说：“我看了一个大食堂，一天需要20担水，800斤煤，4口大锅，一套大笼，800多人吃饭，真乱！他们还盖了一个新房子，还想盖楼，真浪费。”王维纲又说，社员对解散食堂很高兴，说他们现在不吃冷饭了，不两头冒烟了，亲戚也可以来往了。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