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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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据《徐水报》报道，徐水食堂的组织形式有这几种类型：一种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建立野战食堂、综合食堂、幼儿食堂、老年食堂；一种是按粮食指标划分食堂，到底怎么划分，该报没有详细介绍，所以不知其详；一种是以户为基础，以连为单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计算，集体吃饭，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群策群力，办好食堂》，《徐水报》1958年7月25日。
该县的南张丰乡在办食堂之初因不甚积极，受到县委的批评。接到县委批评电话的第二天，南张丰乡就建立了92个食堂，实现了全乡食堂化。《徐水报》特地介绍了该乡双营社管理食堂的几种办法：第一是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规定用粮标准，在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的原则下，根据社员的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饭不限量外，将中午所吃干饭分为四等，即1至3岁4两，4至10岁8两，11至16岁14两，17岁以上1斤7两（此处为老秤，16两为1斤，下同）。另外为了奖励社员节约用粮，少吃一个馒头给2两粮票，作为社员个人储备粮。第二是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便于社员对自己的伙食心中有底。第三是为了照顾社员亲友来往吃饭问题，规定社员可以把自己节余的粮票给客人在食堂吃饭。“大跃进”后一些农村实行准军事化；农民列队下地生产。有病的社员则可在食堂吃病号饭。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全县妇女劳力大解放，行行业业出状元》，《徐水报》1958年7月8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4）
徐水县委所折算出的由于兴办公共食堂而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节约那么多的劳动力，食堂无疑是“优越”无比。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跃进”启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农业生产。伴随大办水利，县、社大办工业，以及随后出现的全民大办钢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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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1）
除了河北的徐水，较早实现农村公共食堂化的，还有河南的一些地区。1958年6月，中共沁阳县委向其上级新乡地委报告说，截至本月23日，全县已有357个农业社建立各种食堂1236个，参加食堂吃饭的有1966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共有7522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其中全民食堂825个，参加的有15072户。水北关、肖寺两个乡已实现了食堂化，参加食堂的户数占到了总户数的％。其他未建立食堂的社，也正在积极筹备建立。
沁阳县委在报告中还说：“食堂大量发展的事实给了‘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一个有力的批判。食堂的大量建立，不仅没有遭到群众的反对，而且迅速地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仅积极地入伙参加食堂，而且积极地带料带家具，支持食堂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挖掘了大量的劳动潜力，解决了劳力不足的困难，而且是改造农民，使其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集体观念的一个有效措施，又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生活习惯的大革命，是党的总路线的具体体现。”
沁阳县委总结了办食堂的“巨大无比的优越性”，比如能够让社员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与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有利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贯彻实行。合作化后，生产是集体的，但生活是分散的，经常发生生产集体化与生活散漫的矛盾，食堂作为集体生活单位，可以改一家一户散漫的生活习惯为集体生活习惯，不仅便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有助于树立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提高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私有观念。因此，办食堂不单单是有利于生产，而且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觉悟的一场革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由此可见，公共食堂在创办之初，就被上升到了树立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沁阳县委还认为，办公共食堂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的组织。理由是集体生活方式，适应于集体生产，使群众的生活制度化、组织化，有利于对社员进行教育，从而巩固合作社。此外，办公共食堂还可以把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劳动出勤率和生产效率；节约开支，计划用粮；有利于改造懒汉；因生活小事吵嘴打架的现象大为减少等等。在这个报告中，沁阳县委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条优点。
沁阳县兴办的食堂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全民食堂，也就是所有人口全部在食堂吃饭，全家全民集体生活；第二种是半食堂，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各家做馍，在一块喝汤，另一种是在一块吃一顿或两顿饭，晚上各家仍旧各自做饭；第三种是专业队食堂，即某一专业队的生产人员在一块临时起火做饭；第四种是单身食堂，毫无疑问，就是单身汉在一起组织食堂。
对于后三种食堂，虽然社员也在一块吃饭，但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务劳动，对于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观念”的培养也不及全民食堂。所以，沁阳县委认为，全民食堂是今后食堂的发展方向，应当将各种形式的食堂过渡为常年的全民食堂。
这些食堂办起来之后，粮食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大问题，沁阳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是按个人定量标准发给每人粮票，吃多少，买多少，交多少粮票，钱算钱，粮食算粮食。第二种是不发给个人粮食，只宣布各家的标准，实行饭票制度，以饭票代替粮票，吃多吃少不限量，但每天或几天核算一次，公布各户超支或节约的情况，使各户自行掌握标准。第三种是按人口多少、年龄大小给以定量。第四种是按人头给粮食，吃多少给多少。第五种是没有限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最后一种办法浪费很大，有些食堂最多的每天吃到了人均2斤粮。这五种办法出现后，沁阳县委认为还是第一、二种办法好，要求全县大力推广。
到这年7月上旬，河南淅川县也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全县共建立农村食堂3986个，并且全部为常年食堂，加入食堂的农户89136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淅川县委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挖掘了占人口一半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建立食堂后全县每天可节约24568个劳动日；二是大大增强了社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集体主义觉悟，在饭堂里就可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三是节约粮食和柴、油的开支，仅烧柴一项，全县每月可节约柴20万担，全年则可节约240万担，以每担一元计算，折款240万元，可买112辆解放牌汽车；四是便于计划用粮，控制粮食浪费户，减少农业社粮食分配的手续；五是由于食堂食物集中管理，炊事人员专业，便于提高技术讲卫生；六是增强了家庭和睦，社员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闹分家的现象大大减少。到7月上旬，河南修武县16个乡的245个农业社中，有13个乡的128个社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公共食堂212个，参加食堂的有11809户，29241人，占全县总户数的，总人数的，每个食堂平均户，人。修武县委在一份关于农业社办食堂的专题总结报告中说，由于食堂的建立，全县共腾出了9779个劳力参加生产，周庄乡的四个农业社原有195人根本不参加劳动，成立食堂后出勤率达到了100％。修武县委认为，农业社办食堂有十大好处，如能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能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上下工一致，能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的生活；可以节约粮食；一些原来借口没人做饭不参加劳动的人没有借口了；能够增加社员间的团结友爱，养成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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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2）
至7月22日，河南林县共建立常年食堂3496个，吃饭组（居住分散的社员合伙做饭）27个，参加农户93514户，占全县116402户的。全县43个乡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其中食堂化的乡37个，占总乡数的86％；全县523个农业社中，建立了公共食堂的有502个，占农业社总数的96％，其中的426个社实现了食堂化。
从这年5月起，河南遂平县一些农业社就开始建立农忙食堂。到8月中旬，已建立各种食堂2139个，参加食堂的户数达73231户，占总户数有，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3261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遂平县公共食堂吃粮标准的掌握和处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粮食统一由食堂扣除，食堂按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和餐票，由各户自己掌握，买多少饭交多少粮票，定期结账，各户节余超支均归自己，但节余的粮食需交食堂，由食堂折价给社员，全县有这样的食堂529个；第二种是按人定量发给社员餐票，吃一顿饭给一次票，这类食堂全县有1550个；第三种是吃粮不加限制，随便吃，这类食堂总数不多，共有60个。
虽然公共食堂一出现，就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幼芽”的高度，但干部、群众的顾虑还是颇多的。以河南修武县为例，对于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尽管有很多人拥护，并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但是，它仍然受着一种习惯势力的阻碍，因而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顾虑重重”。具体来说，群众的顾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有的社员说：“一家人吃饭还吵嘴咬舌呢，这样多的人怎能搞好呢？”四是怕今后来了客人不好照顾。而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社员担心浪费，还担心年老体弱者、小孩、产妇、病人不合口味，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沁阳的干部则主要是担心食堂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好巩固。
的确，众口难调，做好一家人的饭菜都不容易，何况几十家农户合并到一起吃饭。但是，“大跃进”发动之后，各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脑子发热，公共食堂一出现就对其赞赏有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
当时人们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劳动，过集体生活，就能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此时宣传舆论正在对个人主义大加批判，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公共食堂则是克服个人主义的一种好形式。
对于合作化后的广大农民来说，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是十分信赖的，他们认为，凡是上级提倡的，就应该无条件去执行。
农民产生这种认识也不奇怪，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很情愿，但当时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使不少农民感到长期的单干生活是不稳定的，加之舆论对两极分化的危险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作了广泛的宣传，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完成了从个体农业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性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感受和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的观察中，从各种宣传舆论的熏陶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因此，当各级组织大肆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也是公共食堂很快能兴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的确有不协调的一面。合作社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1955年底，全国组织了190多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7000多万户，平均每社有户。到了高级社时期，每个高级社农户的数目则比初级社有了更大的增加。1956年春，全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据1956年3月底的统计，全国农业社的数量减少了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