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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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北省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占％；最少的只吃两。这个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3两。而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要求是每人每天1斤以上，可由于无粮可吃，实际上多数生产队达不到要求。
到1960年冬，河北农村的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这年11月，宣化市农村人均每天粮食消费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食堂61780人。徐水县老河头公社（今属安新县）截至1960年11月17日前，全社的132个食堂中，吃5两的共有76个食堂，6两的31个食堂，6两以上的25个食堂。全公社存粮仅有2467333斤，这点粮食就是全社至1961年6月的口粮。按此计算，到1961年6月底，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两粮。其中1两以下的有6个队，1~2两的有13个队，2~3两的有6个队，3~4两的有11个队，4~5两的有5个队，5~6两的有1个队，6~7两的有3个队，7两以上的有两个队。
河南叶县旧县公社的老鸦张管理区1959年受灾较重，全年粮食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口粮本来就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用粮没有计划，以至于这年11月起就开始缺粮。缺粮之初，由于干菜、蔬菜较多，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60年2月，干、蔬菜吃完，粮食更缺，在全管理区的7个大队中，5个大队有8天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三两豆子，有9天每天吃2两谷子，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天吃4两粮，最多吃到6两。粮食不够，群众只得找雁屎、树皮、青苗、坏红薯充饥。
下表是1960年4月四川部分地区农村公共食堂人均用粮情况：
地区公共食堂
总数（个）6两以下
（％）6两至
8两（％）8两至
10两（％）10两至
12两（％）12两至
1斤（％）1斤以上
（％）达县5575426969635绵阳7317328666万县4088136
（人）7454375551江津396685951乐山28901952408自贡2159991南充642651918431866泸州89897781478宜宾18111127963温江4869793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致使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不久，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1960年2月15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1960年1月1日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这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该队的第一生产队240人，死亡25人。这个大队在4月17日至2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无粮可吃，连续让社员吃粗棉籽面4顿，由于消化不良得干结病死亡的有22人。该社卫流河大队1019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28日共外流人员90人，死亡33人，原有牲口47头，死去30头。大村大队原有人口1920人，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16日，死亡82人，外逃182人。原有牲口130头，死去68头，其余的62头，有42头不能干重活，20头完全不能用。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有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有13人。该大队的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都生病或生病人数在半数以的有2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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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一）（2）
由于无粮可食，东庄公社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这期间，除了少数农户可以吃到点粮食外，大部分没有粮食的社员，主要靠挖野菜、拾红薯、捡萝卜叶维持生活。大村大队社员卓文志在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队长，看批下了粮食没有……”卫流河大队一个12岁的小孩，因饥饿难忍，只得以吃红薯秧充饥，结果得了干结病，7天拉不下大便，得干结病而死。
公共食堂停伙期间，东庄公社的大村、卫流河等大队，大小榆树的皮被剥光充食，以致不少榆树枯死。1960年2月，上级批给食堂的粮食指标下来了，一些生产队由于没钱买粮、买煤，要社员自己出钱买饭吃。有点外来收入的社员可以买到饭吃，没有钱的社员只得贱卖东西换粮。卫流河大队200余户，贱卖过东西的有60户，一个女社员拿一把大铁壶当废铁卖，得了3角钱。社员卫某，因没钱买饭吃，给下放到该村工作的公社干部磕头，哀求给点饭吃。也有社员因无钱买饭，在大街上号啕大哭。
这个公社的口粮指标，对上面汇报说有12两，实际上只有8两5钱，相当于新秤的半斤。另外的3两5钱是棉籽。就是这8两5钱的粮食，还有20％的谷子和稻谷，是以斤对斤的计算方法顶吃粮指标，按当时的稻谷去壳技术，一斤稻谷只能出米7两左右。就是这么低的口粮指标，内黄县也只能安排到5月5日，根本接不上夏收。有的公社担心接不上新粮，又把口粮指标压低为半斤。有红薯育苗的生产队，将已种地下的红薯种，按4斤红薯种顶1斤粮食计算，作为吃粮指标。可是，又不能直接取出红薯种，而是要等到红薯育苗插完秧后才可取出吃，可采摘了秧苗后的红薯种挖出后大都已烂掉，即使没烂掉的部分，也是无淀粉无水分，更不用说有营养。
由于内黄粮食库存少，一次只能给食堂拨10天的口粮，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完全靠借款、贷款、动员群众拿出储蓄来购粮，有的大队因粮款不够，常是先一天拉回的粮食，仅够第二天一天吃。由于不能按月或较长时间安排生活，有的食堂常是有什么吃什么，今天有粮食就吃粮食，明天拉来的是棉籽就尽吃棉籽，哪天借贷不到钱，食堂就停伙断炊。食堂时停时开，社员生活根本没有着落。棉籽在过去灾荒时群众也吃，但一般在春季后不能吃，而且棉籽面粗，棉皮和棉绒又不容易去掉，掺粮一少，吃了就容易生病。东庄公社有不少社员就因吃棉籽生重病以至死亡。
这个公社出现浮肿、重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而其背后却与干部的素质、干部作风有密切关系。该公社党委书记在这年春召开的公社社员代表会上，听了后寨大队支部汇报说大队有粮食，当即予以表扬，实际上这个大队食堂的问题很大，大部分食堂尽吃红薯干。对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则当场给予批评、辩论和斗争。大村大队第六生产队妇女队长向公社党委书记如实汇报了玉米因生虫产量低的情况，却当场受到斗争，并一再被追问：玉米虫是哪一天生的，共生了多少个，吃了多少玉米等等。
东庄公社1959年实际亩产只有160斤，该社党委书记却浮报亩产250斤，并按这个数字去安排群众生活，还把缺粮队也列入余粮队，一些食堂因没粮食只得长时间停伙、断炊。卫流河大队1959年11月下旬就已没粮可吃，吃的全是红薯叶和红薯，并且每人每天折粮只有7两，还不断停伙停炊。12月1日至20日总共20天时间，又是天天吃萝卜，开始时每人每天吃4斤，后改为3斤、2斤、1斤，平均5斤。萝卜吃完后，食堂啥也没有了。只得正式停伙27天。
大村大队1959年11月14日至17日，也是尽吃红薯叶。11月17日至次年1月24日，食堂完全停伙。1月24日至2月3日，食堂虽然重新开伙，但每人每天只吃6两。此后吃粮时多时少，食堂时停时开。这个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干部成分不纯，贪污食堂粮款，欺压、打骂群众。大村大队的干部另设小灶，吃粮不限，小队干部及炊事员、管理员，虽然在食堂吃饭，但也不限数量，有的还偷粮让家属吃。有的干部在食堂停伙后，还携贪污款逃走，这也是加剧该公社饥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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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一）（3）
内黄县东庄公社发生的上述问题时，正值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食堂如何巩固之际，《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称河南30万个公共食堂“坚如磐石”。
内黄县东庄公社的情况也许属于个别现象，但此时农村公共食堂粮食无以为继，食堂时开时停，社员因饥饿和其他疾病而浮肿、死亡，却并非个别现象。
大锅饭 山东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从1960年1月至5月，共死亡159人，占总人口的％；外流200人，占总人口的％；浮肿病人380人，占总人口的％；牲畜死亡86头，占牲畜总数的42％。在得浮肿病的人员中，属病理性浮肿的17人，占发病人数的％；属营养性浮肿的363人，占％。在死亡的159人中，除了因疾病死亡者外，多数是因为浮肿，或浮肿引发其他疾病，或生活困难家庭不和，或家人侵占本人粮食自己外出讨饭饿死等等。湍湾大队出现大量人口死亡和浮肿病的原因，同样是粮食不够。这个大队1959年夏秋作物因遭灾而减产，可是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却不实事求是，搞虚报浮夸，在征粮时没有按实际产量，而是按大队的报告数征购，给社员留的口粮太少。该大队891户3100人，1959年实分口粮平均每人仅斤。口粮不够，国家给该大队2万余斤返销粮，但这个大队从1959年1月至1960年2月没发过一次工资，社员无钱买粮也无钱治病。为了多吃一点粮，有的社员不惜拖着病体去干重活。一个叫曹维超的社员，患有心脏病。1959年自动报名去参加修水库。到工地后，干部发现他有病，动员他回家治疗。他回家后，嫌家里每天口粮只有半斤，不如水库每天1斤半高，又私自跑回水库工地，干部要他回家，他苦苦要求留在工地，不久病情恶化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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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二）（1）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的严重性是有增无减。1960年冬，河北省曲周县80％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粮食、2两代食品，这还算好的。据河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给省生活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静海县子牙公社的大黄庄、东坛头管理区的64个食堂，已停伙的有18个，粮食已发给群众，食堂只给干粮的有7个，时开时停的有3个，一天只开一次伙的有32个。
由于食堂办得不好，这些队人口死亡和发病情况严重。大黄庄管理区8个生产队中，有较重浮肿病人119人，轻度浮肿病人74人，伤寒病人36人，子宫下垂病人2人，其他疾病患者129人，患病人数共计为360人，占8个队总人口的9％。仅1960年12月29日至1961年1月4日一个星期，就死亡30人。静海县城关公社八里庄生产队，有1285人，5个食堂。这里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1960年12月底，全队贮存了12万斤白菜和17万多斤萝卜，人均蔬菜228斤，以每人每天2斤计，可吃到4月末，按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1、2月份有粮5两，3、4月有粮6两。可就是这个生产队，仅1960年11月23日至1961年1月14日，死亡30人，占总人口的33％。大多数家庭有浮肿病人，其中有一个生产小队共68户，家有浮肿病人的64户。
子牙公社食堂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多吃多占。按规定，社、队干部要与社员同食堂吃饭。子牙公社驻地在王尔庄生产队，公社食堂名义上撤销，与生产队食堂合并，但实际上仍和社员吃两样的饭菜，社员吃红薯面掺菜、掺秸秆淀粉（用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制作的淀粉），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书记可以分菜1000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区干部虽然不单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里吃。
生产队干部同样搞特殊。有的干部名义上在食堂吃饭，但不是吃和社员一样的饭，而是和炊事员一起吃净面净米。一些食堂的管理员也随便煮东西吃，群众说他们是“吃不尽的粮，烧不尽的柴”。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一个社员得知后，好说歹说才得了1斤肉，而大队长却一刀割了5斤肉拿回去。
小队干部也多吃多占，东坛头村一位小队长，不在食堂吃饭，在家里吃净米净面，队里规定每人每天5两粮，他每天能吃1斤。由于层层揩油，社员往往吃不到本来规定已很低的定量。这个公社的小黄庄生产队有480人，每人每天的定量是5两。1960年12月，国家按80％的粮薯比例供应薯干5760斤，除去运粮补助180斤，打野菜社员补助180斤，从粮库将粮运到食堂，运输人员边走边吃，卸车的边卸边吃，磨房里边磨边吃，保管员边过秤边吃，一路吃去1520斤，占总量的％。这样，社员实际吃到口的粮食只有两。
生产队干部不仅多吃多拿，有少数素质低劣者还利用食堂对社员扒锅卡饭。河北石家庄市河东区有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纠集一小撮心腹，随意吊打群众，这个生产队被吊打的社员有372人，占人口总数的％。该大队一个队一次被罚跪的社员达41人，并召集全队450人来观看。罚款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全村挨罚款人数179人，罚款1369元。他们更是动辄对社员卡饭。如不干活卡饭，有病卡饭，下地晚卡饭，完不成任务卡饭，到会晚卡饭。全村被卡饭者175户，占总户数的％。因卡饭饿死者2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