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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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十七八个食堂，所谓“辅导”，就是每逢星期六炊事员到辅导站学习，每十天学习一次炊事技术，每月学习一次政治。一些地方则召开食堂先进单位代表会，插红旗，树典型。从中央到地方，都号召食堂开展家底生产，建立一园（菜园）、三厂（面粉加工厂、淀粉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四场（粉场、豆腐场、酱菜场、醋场）、八养（猪、羊、鸡、鸭、鹅、鱼、兔、蜂），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提倡账目公布、账单上墙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法使食堂“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反而是越办越糟糕，越办越人心惶惶。原因在于：办食堂本来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且此时食堂已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严重的困难（1）
195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年、1961年后来被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严重短缺。
　　1959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亲自弯下腰去数了一下稻穗，并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武昌会议现场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本来，刘少奇是说再过几年可实行耕地“三三制”。可是有人认为，既然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最多五六百斤，一下子可以跃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自然不需要再耕种那么多的地了。正因为有了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也深信不疑。在1959年1月的湖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从汉口到襄阳、宜昌、荆州，跑了1800多公里。我们没有看到百斤以下的棉花，千斤以下的稻谷，个别地方有（钟祥靠近宜城交界处有一块），大量是1000斤以上的，还有2000斤、3000斤的。……程鹏的试验田，我看至少五六千斤，周围大片的稻谷也要有三四千斤，差不了多少。我们长了两只脚，两个眼睛，跑得到，看得到，好坏都有个比较。”
　　在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之下，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既然1958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乃决定减少总播种面积，而其中又缩小粮食作物的比重，而增大棉、油料和其他非粮食作物的比重。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是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0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有3亿至4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这年灾情最严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没有受灾，新疆地区虽气候不正常但尚未成灾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受旱农田达6亿亩。受旱地区中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省面积最大，占4省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受灾时间最长，一般持续6～7个月。此外，东北3省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还遭受了台风和洪涝灾害，辽宁东部地区更遭受了当地有水文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灾。同时，受旱涝灾害的影响，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省大片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病虫灾。陕西、山西、河北、安徽、山东等省还遭受了频繁和严重的冰雹、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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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困难（2）
不但如此，1958年兴修的许多水利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设计，许多工程不但没有给农业生产带来增产反而导致减产。例如华北平原的一些水利灌溉工程，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致使土地盐碱化而降低粮食产量。此外，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和对农业的投入减少，粮食作物单产量这几年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60年比1958年平均每亩减产54斤，按1960年总播种面积193644万亩计算，减少产量达990亿斤。
　　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亿吨，比上年减少2650万吨，减少％，而征购量却比1959年增加了300万吨，当年销售大于库存620万吨，国家库存粮食比1957年减少了1180万吨。按人均每人每年需要250公斤粮食计算，国家这年大约差2400万人的粮食。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全国的粮、棉、油拥有量分别下降了％、％、％。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量的下降，生猪人均拥有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裂的农田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大办工业的高潮，一大批国家和地方工矿企业建立，从农村中招收了大量的工人，使非农业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3124万人。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人数大规模减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商品粮的供应相应扩大。为了满足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的供应，国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粮食征购比重。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1960年度的征购量虽有减少，为1024亿斤，但由于总产量减少，征购率仍占年产量的％。
　　由于征收过头粮，农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再减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为264斤。可是，尽管征了过头粮，由于粮食减产使征购的绝对数没有比1957年增加，仍不能满足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不得不挖库存。1960年底，全国粮食库存量降到了573亿斤，比1955年的804亿斤减少了29％。农业的减产，粮食库存的减少，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
　　粮食产量的降低，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外，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59年春夏之际一大批公共食堂的垮台已经说明，办食堂、搞供给制，不但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会严重地挫伤农民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不爱惜集体财产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降低。粮食产量的降低和农村存粮量的减少，致使农民的口粮已仅能维持生命，在有的地方甚至维持生命都困难。可是，而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刮“共产风”，却又使农民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使许多农民面对缺粮的严重局面束手无策，进一步加剧了困难的程度。
　　在后来整风整社的时候，湖北省沔阳县委给湖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共产风”问题的报告，在讲到“共产风”的严重危害时，报告说：“‘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了后来，就像群众所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另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邕宁县五塘公社（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的调查，在这个公社范围内的14个自治区、专区和县直属单位及21个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没有一个不刮“共产风”的。被刮的东西，有土地、劳力、家具、房屋、木料、砖瓦、小镰刀、资金等等。生产队刮社员的“共产风”也很厉害，如积肥运动中大拆社员房屋。五塘公社沙坪大队提出“大办钢铁拆砖房，大办粮食拆泥房”的口号，仅1960年就拆房两次。3月间，炼油厂拆了4户社员18间砖房，只要好砖不要碎砖，炼油厂给的1000元补偿，全部被大队没收。9月间，为了消灭三类禾，大队拆毁51户社员房屋117间，其中17户的房屋全部拆光。拆房仅是为了将房子的墙泥作为肥料。许多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有人甚至说：“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从而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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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困难（3）
河南许昌市椹涧人民公社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大的“共产风”刮过3次，小的“共产风”刮过28次，群众说：“‘共产风’年年有，季季有，连续不断小高潮。”这个公社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搞食堂化时刮了一次“共产风”；1959年下半年，在大办社有经济时又刮了一次；1960年春季搞“五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绿化），再一次大刮“共产风”。据统计，在历次“共产风”中，大队、生产队和社员被平调的物资有150多种，大的如土地、农具、机械、牲口、房屋，小的如铜钱、铜扣、妇女梳头用的铜卡子、老人吸烟用的铜烟嘴。平调的单位有省、专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企事业单位，直至农村小学都有平调。1958年公社修发电站，要求水潮店大队在一天之内送砖5万块，大队没有这么多的砖，只好扒社员的房子和拆过路桥才完成任务。1960年公社要绿化三岗，将水潮店大队社员院子内的400棵果树全部移走。这一年，公社为了搞运输小铁轨，又将全社的20部水车砸毁铸成铁轨。
　　这几年来，这个公社各级被平调的物资折款1423287元，全社人均达37元，其中生产资料折款544295元，占；生活资料折款246491元，占；建筑材料286000元，占20％；劳动日折款296302元，占；家禽家畜折款50199元，占。在刮“共产风”的过程中，拆毁社员住房1257间，损坏各种树木52676棵，造成牲口死亡和丢失1894头，各种农具和家具丢失损坏46100件。由于生产资料被破坏，生活资料被侵占，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也搞得不好，收入连年下降，1960年春季有116个食堂停伙，全公社患浮肿病者1900人，非正常死亡114人，外流704人。
　　河北安国县的博野公社的“共产风”，也是从公社成立起就一直在刮，并从县刮到小队，层层都刮到了。平调的项目有土地、劳力、房屋、机器、工具、耕畜、粮食、树木，甚至盆、勺、碗、筷等。据后来整风整社时统计，全社共平调土地6515亩，劳力856个，房屋1018间，粮食99716斤，大牲畜120头，猪14620口，羊161只，机器30台，树木86450根，大小车322辆，砖瓦642729块，款33576元，大缸1767个，小家具9597件。
　　由于上下都刮“共产风”，公私、你我不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尤其是第二次刮“共产风”时，1959年夏季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社员开荒得来的小块土地，以及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全都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地；社员自养的猪、鸡、鸭等，刮进了公社的“万猪场”、“万鸡场”。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吹了，多劳多得不管用了，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两次刮“共产风”的结果是，社员穷了，集体也穷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更艰难。
　　

生存危机（一）（1）
庐山会议后全国出现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高潮时，粮食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还可以干稀搭配，多种蔬菜补充粮食的不足，应当说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可惜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绑在公共食堂，吃那一日少于一日的“大锅饭”，其结果可想而知。到1960年春，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
　　据河北省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