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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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定县青同公社青同生产队16户社员，得知又要办食堂，一天多吃斤粮食。
　　通过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河北全省的公共食堂有了较快发展。到10月底，全省公共食堂已有168545个，加入食堂的农户有4850908户，占农户总数的58％，在食堂吃饭的有18024051人，占农村人口的58％。其中，发展较快的天津专区，加入食堂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邯郸、唐山占50％以上，就连原来发展较慢的承德地区，也由10月初的6％发展到％。河北恢复公共食堂的经验，除了“大抓节约粮食”、“食堂民主管理”等措施外，最根本的是“政治挂帅，统一认识，大讲今冬生产形势和食堂的优越性”。具体办法是“干部群众总结前段办好食堂的经验，并以冬季食堂是否需要和能否办好为题进行鸣辩，澄清了模糊认识，引导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既然办不办公共食堂已经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组织群众进行鸣放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过程中，一些原来支持解散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分子”，党员干部为形势所迫，只得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共食堂。农民们对加入食堂并不情愿，但经不住所谓大辩论，谁也不敢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而且所谓粮食分配到户仅是把指标分到户，实物放在食堂，也就不得不去食堂吃饭。
　　在“反右倾”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度散伙的公共食堂又相继恢复。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具体情况是：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81％）、广东（％）、河北（％）、山西（％）七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61％）、陕西（％）、江苏（56％）、宁夏（％）六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23％）、内蒙古（％）七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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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1）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1960年新的一轮“大跃进”，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次被提出来了。196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纲提出，今后三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提前五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八年的总任务和基本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分期分批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汇报提纲还要求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逐步增加分配制度中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1959年12月，华东协作区召开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会议提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至于从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过渡条件，会议认为分配给社员每人每年平均200元左右，就可由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早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有人提出，只要达到每人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了。太多了，一旦农民的收入比工人多，就不好过渡。对这种说法，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说，照这种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能难过渡。这也可以说是“穷过渡”一词的来源。
　　1960年4月初，在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过渡问题时强调：“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他还提出了由基本队所有过渡到基本社所有的四个条件：一是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年人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二是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三是穷队赶上富队；四是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上述设想，各省纷纷开展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试点工作。
　　1960年的“大跃进”是1958年“大跃进”的继续，但这年的继续“跃进”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的因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击国内外一些人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反对。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国内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议论，在国外也社会主义阵营的赫鲁晓夫和西方国家的杜勒斯之流的冷嘲热讽，必须以事实来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是可行的。因此，不但要继续跃进，而且要更大地跃进。人民公社趁早实现由队所有制向社所有制过渡，当然也是为了提早向共产主义过渡。
　　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建设速度，这原本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时快速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本来近两年的“大跃进”已是劳民伤财，使国家与人民元气大伤，应该适时地加以调整，休养生息。可是，庐山会议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一度有所收敛的各种“大办”重新开张，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重新抬头，这就使得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努力付诸东流，并且继续按照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时间表向共产主义过渡。公共食堂也就再次成了“共产主义幼芽”，并且试图使之茁壮成长。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全省农村13万个公共食堂，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不巩固的只占20％左右。
　　报告说，一批办得好的食堂，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因而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报告还提到，办食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一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必要，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自留地交给了食堂，集体化的程度提高了。一些地方办起了公共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居民点纷纷集中到食堂的周围，出现了若干很小的居民点形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的趋势，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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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2）
由于食堂没办好，贵州一些地方发生了社员处逃、浮肿和死人现象。贵州省委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方灾情大，征购时卖了过头粮，粮食缺少了一些；另一方面是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把粮食分掉了，少数人多占，多数人缺粮，国家供应的指标又被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层层扣留了。由于少数人把粮食霸占，扯垮公共食堂，以致群众缺粮饿肚。贵州省委在报告中说：“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按照这个报告的意思，一些公共食堂之所以没有办好甚至垮掉，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富裕中农在其中作怪。只要把食堂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公共食堂就会坚如磐石。
　　报告还提出，对20％没有巩固的食堂，决定采取立即组织干部带着粮食供应指标下去整顿，召开食堂代表会，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选举食堂管理人员，建立管理制度等步骤，加以整顿。对于80％的已巩固或基本巩固的食堂，也要进一步整顿巩固，提高标准办好。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食堂，养猪也应限制，每户最多只养一头，食堂还要适当扩大规模，这样对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食堂，都有好处。
　　中共中央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2月26日，中共中央将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在批语中说：“办好食堂是贯彻执行节约用粮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也是解决粮食不足时更有计划地用粮的最好办法。”批语认为，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首先就是破坏公共食堂，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公共食堂，而实行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是办好食堂的先决条件。食堂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食堂范围大小要因地制宜，太小了不便于机械化半机械化，也会占用更多的领导力量和劳动力，食堂必须自己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等，力求自给有余。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对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写下了一段批语，称赞这份报告写得好，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还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在1960年一年，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他要求全国各地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且还要提高。同时，他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将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以及中共中央转发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稿、中共中央转发的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稿，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在3月10日前送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的用飞机送去。这种急迫的心情，足见毛泽东对贵州关于食堂工作做法的重视，也足见他是何等地看好公共食堂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作用。
　　在此稍后，黑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电话汇报说，全省的常年食堂已有70％左右，农忙食堂只占25％。从性质上讲，劳动力食堂占90％左右，全民食堂占10％左右，但发展的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养了鸡；食堂设备比较齐全，卫生情况较好，建立了一套制度，各地食堂都坚持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每月结账，清单上墙等制度。各级领导对食堂抓得也紧，不少地方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包干，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毛泽东看了这份汇报的记录稿，随笔写道：“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这实际上是对食堂制度的总结。
　　在196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117号《情况简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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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3）
这份材料说，据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1％，山西为81％，甘肃为63％，山东为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4％。由于基础不同及其他原因，各地食堂发展水平远不平衡，各地确定办得好的标准可归纳为：（一）种了菜，养了猪，部分或全部副食品能自给；（二）经营管理好，饮食花样多，吃得饱，吃得好；（三）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定期结账等办法；（四）进行了炊具改革，做饭效率高；（五）讲究卫生，食堂设备比较齐全。材料中说，经过整顿，食堂的管理工作有了显著加强，山东大部分食堂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全省90％以上的食堂建立了伙食委员会，大部分食堂建立了粮食管理制度，不少地方还建立了社员生活代表会，依靠群众办好食堂。
　　材料提出，在办好食堂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有几个省认为，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的办法好，对于掌握粮食，减少浪费，搞好生产，巩固食堂有极大好处，而有些地方把粮食分到户，现在已没有吃的了，造成很大的被动。（二）对于社员自留地的处理。河北认为，应采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办法，严格控制自留地的数量，将现有的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作为食堂种菜和饲料地，一律不许社员开荒。（三）必须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四）如何全面安排群众生活，黑龙江省委决定，除了搞好食堂外，4月份要在全省农村大搞综合性的生活服务站。（五）办食堂的关键在于领导。
　　1960年3月5日，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河南全省的33万个食堂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属于一般的二类食堂占％，办得不好的三类食堂占％。公共食堂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平均每个食堂就餐人数136人。各级党委都有一个书记抓公共食堂工作，不少党委负责人和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田。目前，全省计划用粮的食堂已占食堂总数的87％，有的地方实行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食堂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生产已有很大发展，通过炊具改革节省了大批的劳力和畜力，且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在改进食堂的经营管理方面，河南主要抓了这几项工作：第一，领导深入食堂，发现问题，立即解决；第二，纯洁和调整食堂人员队伍；第三，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第四，重视对炊事人员的训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