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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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虽然闭塞，却也能听到许多消息。他们开始关心起解放军胜利的步伐。这位不过问政治的艺术家，其实也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今在共产党和军队里担任要职的许多人——包括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当年都在马赛。他和他们有守接触，了解他们决心改变中国现状的宏图大志。只是他一心追求艺术，后来来往少了。他明白中国该翻个个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他早和李承仙商量好：敦煌这份国宝，一定要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国民党在忙于剿共的时候，没心思管什么敦煌，可是慌忙撤离大陆时，却千方百计想弄走点什么，连常书鸿也成了抢掳的猎物。可惜的是，千佛洞里的佛运不走，壁画搬下来也难于运到台湾。他们勒令常书鸿紧急筹备，要在南京搞一个敦煌艺术临摹作品展览。展览完毕，要常书鸿听候命令行动。怎么办？同一些朋友研究后，火速把展品转移到上海。不料，他到上海，暗哨盯到上海。天啊，“尾巴”不容易甩掉！已经是一九四八年年底了，曙光就在前头，我常书鸿决不作你们的殉葬品。他如坐针毡，心似火焚。
元旦就要到了，常书鸿音信全无。李承仙和敦煌的同事们焦急万分。正在大家心神不定的时候，常书鸿却骑着马回来了。
原来，他被盯得很紧的时候，什么地方也不敢去，生怕牵连了别人。一天深夜，他正焦急，突然想到了航空公司的一位朋友，靠他的帮忙，才离开上海。
枯木逢春，古树发芽！
常书鸿组织护宝队，
迎来解放军，古老的
敦煌艺术，终于回到
了人民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和国内外发表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敦煌千佛洞，常书鸿召集全所人员讲话，要保护好所有文物，迎接解放！
他们日夜轮流在山头放哨，巡逻。有一天传来警报：一支土菲部队正向千佛洞袭来。顿时，全体成员都紧张起来。山头、沟口、桥头，都布下了“兵员”，重要古籍文物已经秘密锁在山洞里。
常书鸿也武装起来，画家有了尚武精神。
幸好那土匪们到别处去了，大家受了一场虚惊。
夜里，李承仙在桌子上画飞天仙女，手有些发颤。
“怕吗？”常书鸿问。
“解放军怎么还不来？”她轻轻地说，“我着急了！”
“兴许快了。出头之日，总算到了”。他帮她调色，“芝秀她——”
“别怨恨她。书鸿，实际上她只是个软弱的人。听说现在在杭州生活得也挺糟。”她轻轻地勾勒飞天仙女的飘带。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她？唉！”
“她有她的想法和追求。不要因为她离开了你就说她不好。人各有自己的追求。有的殊途回归，有的沉沦下去。作为美术同人，我盼望她能奋斗出来，不要自暴自弃！”她说。
可惜的是，芝秀后来始终没能振作起来。凭她纯熟的雕塑技艺，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敦煌县解放，千古艺术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军代表感谢常书鸿夫妇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要求他们继续保护好敦煌艺术。
一九五一年，在北京举行全国最大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周总理接见他们夫妇，给了崇高的评价。周总理批出：过去没时间搞研究，今后要一面保护文物，一面加强研究。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接着，拨了巨款，为他们装发电机，盖房子。
又派来专家研究如何加固千佛洞。
常书鸿被选为人民代表，来北京开会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常书鸿被国内外公认为抢救、保护、研究敦煌文物的功臣！国外有人誉他为“敦煌艺术保护神”，中国的“瑰宝”。
方毅在常书鸿的八十寿辰纪念会上说得好：“现在，一提到敦煌，人们就会想到常书鸿先生，的确，他的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敦煌的飞天之梦，你终于达到了最美丽的境界！
国殇（一）
霍达＇回族＇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殒、栋梁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复始，国秦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殒……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十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十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十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六十九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六十九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容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五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