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阳--南明人物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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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等率众屯营崇明，三次冒险突入长江，是为了在战略上配合接应孙可望的东下大军，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这东风却迟迟无法刮起。原来西线明军内部，已经起了重大变化。孙可望为在抗清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提高个人威望，非常赞成钱谦益所提出的东西并击的战略，然而当时他与李定国的嫌隙日深，需要留兵监视李定国动向。另一方面他的野心日益膨胀，正积极筹划取永历而代之，也必须要坐镇黔、滇指挥，不愿亲自统兵东下。因此可望决定由刘文秀统兵代己出征。而刘文秀向来不赞成孙可望取代永历，眼见内变一触即发，他也拥兵屯驻于贵州湖南交界，迟迟不愿会师北上。永历小朝廷诸臣各怀心事，一场恢复失地的大好机会，就此化为泡影。
到永历九年（1655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南北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永历十三年（1659），清军大举进攻云贵地区的永历朝廷，长江沿岸守备薄弱。张煌言与郑成功趁此良机再次率军入江作战。一开始，明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大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自恃必胜，并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严密。张煌言却亲率十七条船奋勇当先，截断铁索，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而成功顾虑驻守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军将人数仅有千余，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深入敌境。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认为应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致使有利战机丧失。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仅派轻骑八人由浦口南门入城，守御此地的清骑兵两百多人听说张煌言到来，竟从北门仓皇逃走。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骑，惊走满城守虏”。张煌言的威名远震可见一斑。
张煌言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遣别将率轻舟数十艘，“直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将明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明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由于部分清军也加入其中，兵力一时增至万余人。
张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 ‘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远近百姓大为悦服。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在南京城下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听说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然而，郑成功兵败之后并未作接应张煌言退军的安排联络，而是直接率部退出长江。致使张煌言所率部众处于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东退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毫不理睬，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张煌言只好弃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乎不能行走，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张煌言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他将义军屯驻长亭乡，就地屯田以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同时，又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1660年，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认为郑成功已无意继续与清廷作战，曾写信劝阻郑成功复台。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值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 “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
不久，郑成功与鲁王相继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就在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岛上不出产粮食，只能化装外出购买。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煌言居室，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张煌言被俘以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如《被执过故里》诗云：“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甲辰八月辞故里》诗更是脍炙人口：“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可惜大好河山！”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第七章：曾搅中原是杀星——孙可望
孙可望，原名可旺，字朝宗，陕西延长人，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义子。在战场上孙可望攻则机智勇猛，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不过从这个外号也可看出孙可望擅于防御，用兵凝重，奇谋变化则非其所长。
1647年（顺治三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接战中阵亡，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自然而然的接过这个烂摊子，成为军事上的实际领袖。眼见满洲肃王还在后面恋恋不舍的一路撵来，大西军新败之余，只好拿毫无战斗力的地方杂牌武装开刀，轻松击溃重庆，贵阳，定番等地的明军后进入贵州避战。肃王豪格本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当时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接应不上。军势早成强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将军”，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军才算喘息方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大敌方去，献忠妻张氏和宰相汪兆林兴冲冲前来捡落地桃子，每次开会议事公然傲居四将军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没想到却惹起众怒，四条好汉见“皇后”与“宰相”不度德，不度势，无权无勇还来聒噪，干脆开会一致决定将其“镇压”。事毕，四将军各复本姓，又公推孙可望为首，实行集体领导。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就在此时，云南沙定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当地土司龙在田早年本与大西军是旧相识，关系深厚。至此极力劝说四将军以助沐天波平叛为名，收取云南以为长远之计。众人以为有理，于是整顿兵马西向杀入云南，沙定州跳梁小丑，哪里见过如此阵仗，一时被打得抱头鼠窜。永历元年四月，大西军顺利攻入昆明城，十月擒杀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战斗中中毒箭阵亡。
全滇底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暂以干支纪年。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孙可望还争取到了黔国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云南，在官绅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大西军剿除沙定州，为他报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后经永历帝同意改封为平辽郡王，杨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