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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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进屋起，魏娟的眼光一直紧紧地盯着许老板手中的挎包。就连两个人在床上颠鸾倒凤的时候，魏娟也没有忘记盯住放在书柜里的那只挎包。战事结束后，许钢死睡过去，魏娟总也睡不着，心中仍在盘算着那只挎包。大约3点钟的时候，魏娟摇了摇身边的许老板，没有反应。魏娟见时机已到，轻手轻脚地走下床，摸到墙边的书柜，伸手从挎包里抽出一叠钞票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这一夜，魏娟再也没有入睡。天刚亮，魏娟就悄悄地起了床。出门时，许老板约定晚上在燕京饭店咖啡厅与她见面。
魏娟共从许钢的挎包里偷出15张100元票面的大钞。这一天，魏娟迫不及待地来到隆福大厦选购时装。不料想自己偷来的却是一把废纸，而且还招致一场灾祸。
7点20分，一辆警车从东城分局刑警队院子里冲了出来。里面坐着的是刑警队队长周显瑞和他的战友们。其中有一位还是曾经“触电”的刑警，他就是在电视剧《便衣警察》中马三跃的扮演者要武。要武干刑警可比演戏要自然真实得多。在东城区刑警队里，要武堪称一员猛将。这次上大案，分局领导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强硬班子，自然少不了要武这员猛将。
7时36分，刑警们提前赶到了燕京饭店咖啡厅。刚刚布置完毕，许钢等四人按时出现在咖啡厅。猎物落入猎手布下的罗网，岂能让它溜掉。周显瑞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的便衣民警猛扑向“猎物”。没等那四人明白怎么回事，就已被一阵“旋风”卷出门外，按进了停在厅外的汽车里。
突审到后半夜，首先从案犯高柏桐身上打开缺口。
●销脏出有人无高人大意落网
高供认假币是一个叫马玉民的北京人，到深圳从一个叫“阿七”的香港人手中购得的。交接办法是：由马玉民从深圳向香港打电话，“阿七”接电话后，带假币到深圳交给马玉民，马再把假币带回北京，批发给高柏桐、许钢等人投入市场。2月份时，马玉民曾将6万多元假币交给贺龙春、袁九奎等作为还债款项。还将4万元假币带到大连交人保存。高柏桐曾企图用20万元假币在京套取外汇，被人识破末成。假币都放在家中。高犯还交代，马玉民有一同伙叫王江，是张家口市华利实业公司经理。
根据高柏桐的交代，刑警立即驶车赶往高家搜查，在屋内的沙发底下，发现了17万多元假人民币。
连夜查找户口底薄，全市也没有发现有叫马玉民的。难道说，高犯的供词是假的。那么马玉民又会是谁呢？案子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
刑警们正在无计可施的关口，2月22日，接获了从大连市公安局传来的一条警讯，把案子带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2月21日，大连市火车站联防队抓住一名酗酒闹事的醉汉，这人30来岁，正借着酒劲在大街上撒野，一手抓着一大把钞票，一手紧紧抓着店主的衣服纠缠要酒喝。联防队员将醉汉带回派出所强制醒酒，检查醉汉的钞票发现竟全是假币。
大连市公安局刑警队闻警出动，接管了此案。一到审讯室，醉汉也醒过神来。三问两问，酒鬼马上就如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地交代出来：钱是从他老婆的皮包里偷出来的。他老婆叫靳妮，因老婆嫌弃他赚的钱不如她多，经常借故闹矛盾后就回娘家去住，还与别的男人私通，于是，他就借酒浇愁。
刑警立即传讯靳妮的母亲，靳母反映：靳妮和一个叫马玉民的北京人于2月22日坐83次火车到北京去了。
又是马玉民。两起假币案都连结到了他的身上。看来，贩假的元凶就是马玉民无疑了。眼下是务必找到马玉民。于是，北京、大连两地的警方撒开了天罗地网。
也是凑巧，2月25日，刑警在西直门饭店的旅客登记簿上发现了有一位名叫马玉民的的男子住在这家饭店。中国同名同姓的特多，眼下这名男子会不会正好是满世界寻找的人呢？为稳妥起见，民警将这名男子悄悄地带到了派出所讯问。那男子一见是进派出所，首先腿肚子就发软。不用民警多费口舌，他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不叫马玉民，而是叫商良。
“你怎么认识的马玉民？”
“85年时，我和马玉民在新疆服刑时同在一个劳改队。他来新疆时，我快要出狱了。马玉民在劳改队人缘好，大家都和他认识。我是在快出狱时，在劳动工地认识他的。”
“知道马玉民是什么事进去的？”
一有一次听他讲，他骗了人家2万块钱。”
“后来你们又是怎么联系上的？”
“我出狱后，开始做小买卖，后来跑运输，赚了一些钱，两年后，我开了一家运输公司，自己也有了私人小汽车。这期间，我和马玉民常有书信联系。马玉民刑满后，他来兰州找到我。我想留他在我公司做事，他不干，他要回北京做买卖。我给了他一些钱，他就回了北京。”
“你怎么要用马玉民的名字住宿？”
“去年底，马玉民来了一趟兰州，找我借伏尔加轿车用用说好只借用一个月就归还。现在都借了3个月了还没有还给我。这次，我来北京就是专门来要汽车的。来北京前，马玉民事先用他的名字预先为我联系了房间。”
“来北京后，见过马玉民吗？”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是昨天下午，马玉民带了一个女人来房间看我。坐了半个小时，他们就走了。”
“他们去哪儿？你认识那个女人？”
“马玉民从不告诉别人他的住址。他带来的女人，我也是第一次见过。马玉民叫她妮妹。她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商良的交代有鼻子有眼，无懈可击，不能不令人相信。
从商良的交代中，至少可以断定，马玉民正在北京活动，而且，那辆“伏尔加”汽车成了刑警们的寻找留下了极好的目标。虎过留印，雁过留声。最狡猾的猎物也会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聪明的猎手都是靠寻找踪迹来捕捉猎物。此时的马玉民已成了瓮中必鳖。
当晚11时许，在华都饭店的停车场，终于发现了那辆“伏尔加”，可车内无人。刑警干脆守株待兔。果不多久，一个女人从饭店出来后，径直来到了汽车旁。等她刚一入座，刑警一齐围了上去。第一条猎物落网、就地审问，此人就是马玉民的大连情妇靳妮。据靳交待，马玉民回到北京后，害怕暴露身份，就很少和她在一起。马玉民一人住在新源里。
事不宜迟，周显瑞立即调遣兵马在新源里马玉民的落脚地周围蹲坑守候。零点过3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前。一名男子跨下出租车后，手提一个密码箱，大摇大摆地朝楼前走来。在路灯下，由靳妮确认，此人就是马玉民。说时迟，那时快，不等指挥员下达命令，刑警们从四周围了上去，马玉民还未回过神来，就已被送入停放在树林子的警车里。
案后，刑警们才知道，几年前，马玉民流窜到天津，曾因诈骗他人钱财2万多元，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送新疆监狱执行劳动改造并吊销了他的城市户口。出狱后，马玉民回到北京，成了一个“黑户口”，因此在北京不可能找到他。
在马玉民的密码箱里，有三本前往新加坡的假护照，是马玉民用21万元港币从香港的蛇头（香港人称专事偷渡的罪犯为蛇头）手中买来的。两本用的是马玉民的假名，一本用的是王江的真名。据马玉民交待，只要再晚一天，他就已经飞到国外了。
自古兵贵神速，破案也贵在神速。
专案组分析，王江的护照还在马玉民的手里，他肯定还在国内的家中等待。当天，专案组拨出一支人马，由周瑞显率领，直奔张家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刑警们准确地摸到了王江的住地，贴上去，一敲门。开门的就是王江本人。眼见站在面前的都是一群彪悍的警察，王江的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原来，王江是一名地道的“倒爷”，专做“黑白”两道的营生。倒汽车、偷汽车、倒假币，总之是无所不倒，无恶不做。照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来钱，啥都敢干。
王江年龄与马玉民要小二岁，但要论倒假币，王江可称得上是马玉民的“师爷”。马玉民还在新疆蹲大狱的时候，王江已在这条路子上趟开了。黑道上搞假币，王江可算得上是一名南进北销的开路先锋。在马玉民出狱的那年，王江在华北一带已开创出了一块不小的地盘。87年，王江在北京认识了马玉民。那次是通过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间接认识的。初次见面，互不知底细，只能是一面之交。后来，三江作生意南来北往，都要在北京周转，每次都得到马玉民的帮助和款待。心中很是感激。一回生二回熟。不久，王江就逐渐把自己在做假币生意时认识的同伙人介绍给马玉民。不曾想后来者居上。马玉民的假币生意不但是南进北销，还直接与境外的黑帮分子挂上勾，直接从香港黑帮手中进货。王江自愧弗如，干脆把自己发展的一些联系点全介绍给马玉民。王江慢慢退出这场生意圈，自己在张家口新开办了一家实业公司。名为实业，却无半点投资。其真实的项目是走私整装进口汽车及原配件。走私汽车比走私假币风险要大许多，但来钱也大得多。对于这种亡命徒，赚钱是他们的唯一目的。
王江退出贩假钞生意后，与马玉民的联系反而频繁。两个人俨然成为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王江的走私车通过马玉民帮助绕过北京城，马玉民的假币通过王江的老关系发展地盘，扩大营销网。相互的利益关系，使王江和马玉民成为一条藤上的蚂蚌。几次配合后，两个人的腰包里都流进了大笔的不义之财。马玉民毕竟是蹲过大狱的人，西北的沙漠的恐怖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他已体验过了专政铁拳的厉害，体会了失去自由的滋味，他更明白自己的任何一次失手都将意谓着死亡。他开始感到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在这次去深圳进货的时候，马玉民也为自己准备了后路。马玉民通过广东的同伙花了21万元购买了3本去新加坡的假护照。2本是为自己准备的，另一本是送给王江的。马玉民准备先进入新加坡后，再转道西方国家投奔自由的天堂。只可惜“东风不与周郎便”。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马玉民的最后挣扎，正好为自己的最后归宿掘好了坟墓。
3月25日，河北唐山市公安机关根据北京同行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分别将个体出租车司机袁久奎、市工商行出纳员贺春龙抓获，起获假币13800元。袁九奎、贺龙春是马玉民通过王江发展的另一处营销关系网点。袁九奎和贺龙春在一次赌博中输掉1万多元现金，还欠了3万元的赌债。债主限令他俩2个月内还清欠款，否则，家庭就要遭灾。在这时，袁九奎通过王江介绍认识了马玉民。并用1比4的比价从马玉民的手中一次购得6万元假币。准备用3万元还清赌债，另3万元，企图通过银行出纳员贺龙春之手混入金融流通之中，以假换真，挽回以往赌博输掉的现款。在公安机关破获此案时，袁九奎、贺龙春从马玉民手中购入的6万元假币有3万元还了赌债，另1万元混入了金融流通领域。
专案组将缴获的假币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鉴定，经7位专家认定：北京、大连和唐山三地所收缴的假币都是普通四色胶印印刷，而且是同属一个版本印制。这些假币是马玉民从深圳带来的，至少可以说明在深圳有香港黑社会转运假币的窝点。为了彻底肃清假币，堵塞来源，公安部建议由北京和广东联合组成调查组，查明假币的源头。
3月中旬，就在中国警察正紧锣密鼓展开调查之际，国际刑警组织香港支局致函公安部：2月18日，香港九龙警署破获一团伙案，从一名男子身上查获1985张假人民币。经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与香港方面联系，得到了香港同行寄来的假币资料，经有关方面鉴定，结论是：“香港2．18案缴获的假币和北京2．20案缴获的假币同属一个版本。”
●反伪专家竟是造伪高手
香港法律规定，只有法律认可的专家取得真币样品并籍以证明查获的货币是伪造的，案犯才能得以惩处。为了取得法庭证据，香港警方将派反假专家——商业罪案调查科的Z先生来京提取证据。大陆方面欣然同意。眼下这起特大贩假案的源头就在香港，中国警方正需要取得香港方面的支持，共除犯罪。香港方面的主动要求，正是不谋而合。
可是，在大陆回复电文发出几个月后仍不见Z先生的到来。就在大陆同行望眼欲穿的时候，香港的一家大报公开了这位Z先生为何不能如约来大陆办理公务的原因。
1989年7月30日，香港《文汇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警方日前侦破一个相信是近年最大的印刷伪钞的集团，搜出一批已印好的伪人民币，并拘捕了五名男女，其中一人竟然是警方商业调查科的伪钞专家。
后来通过内部情报证实：这位被捕的反伪专家就是大陆警方日夜等待的Z先生。
原来，香港警方在1989年6月获得情报：有一个伪造货币的犯罪集团在龙九一带活动，于是，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派遣刑警打入造伪集团内部。掌握了大量犯罪事实后，于7月20日晚查抄了这个以经商为幌子的“地下造币厂”，抓获了集团头目陈泉金（男，40岁，无业），逮捕犯罪分子11人，缴获百元券假人民币200余万元，假美元16000多元。
据案犯交代该团伙从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先后2次将30万元百元券假人民币通过“阿七”卖给北京的马玉民。再一次经专家鉴定，马玉民所持假币确与香港查获的假币同出于一个版本。在这一犯罪团伙内，陈泉金主要负责为造币厂联系买家，由他与泰国和大陆等地的买家商定好价钱、交货地点和交货方式及时间后，然后由“阿七”等一批烂仔们将货送到买主手中。而香港警方的Z先生在这个集团中分担的任务是负责对最新试制的100元券假人民币样品进行鉴别、修正。最后由他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