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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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回合
●美台制造假币一百余亿元
1955年,新政府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政权得到了巩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国家货币体制得到了稳定,在此基础上,着力进行了改变人民币票面额的货币改造。
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干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并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旧的人民币。
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解放战争中产生的。它本身就带有历史遗留的痕迹,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表现在它的面值数额巨大,而单位价值太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的货币单位为元,而市场上并没有价值一元的东西,一般都以万元计,就连买一块糖也需要50元到一百元不等。如果要买大型物件,价格就会是数以十万计了。那时商店都要用两部珠算来算账。这给货币的流通和价值的计算带来了许多不便。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纸张质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票面种类复杂,几乎没有防伪标记,既不方便群众辨认,也不利于保存和防伪。那时,因战争的需要,印刷的纸币刚离开机器,就直接装上等候在门外的军车上,迅速拉到解放区,投入使用。
第一套人民币票面的文字说明只有汉字一种,没有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这样的纸币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和盲人使用时很不方便。在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在我国的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宗教势力强大的地区,人民币曾遭到拒绝。居住在云南和西康的一些少数民族宁肯使用“卢比”(缅币)和“半开”(云南旧币),也不要新人民币。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在1955年,我国在稳定货币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以改变第一套人民币票面额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改革。
第二套人民币面额:主币为一元、二元、三元(现已取消)、五元、十元五种。辅币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六种。每种券上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国内的一切货币收付和外汇牌价,均以新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由于采取无条件一律按一比一万兑换新旧人民币的政策,受到全国各族群众的欢迎。
据记载:到发行新币前为止,旧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计全国库存及市场流通数共约一万二千五百吨,其中一千、五千、一万、五万元券四种约七千八百吨,占总重量的62.4%,五百、二百、一百元,三种计约重四千七百吨,占总重量37.6%。这些旧币绝大部分已回收兑换成新币。
大陆人民币的以新换旧,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在1955年春季时,国民党保密局还积存有假人民币30余亿元。而美国在香港存放有一百余亿元假人民币。从这两组数字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和西方列强当初伪造人民币是何等凶猛。为了推销积存的大量假币,台湾特务机关和美国特工部门绞尽脑汁,采用了种种手法。在大陆“闭关锁国”的时期,尽管台湾和西欧特工不时潜入大陆刺探情报,但是由特工人员携带大量假人民币潜来大陆投放,这种极富冒险的行动,台湾当局和西欧国家当然不会赞成。在后来,有人风言,大陆的假币都是台湾特务带来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想象和推测。在建国初期,台湾军统(后改为保密局)曾派遣过一批特务携带大量伪钞潜入大陆资助给占山为王的土匪,为反共势力撑腰打气。后来,大陆肃清匪患以后,潜入大陆的特务不再携带假钞。为推销积存的假币,台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规定每万元假币兑换港币二角二分至二角五分的比率大量推销给香港的商贩,然后再通过这些商贩将假钞偷运到大陆。
美国特工推销假钞的方法更特别。美国特工把寄放在驻香港新闻处的一百余亿元假人民币分装十包,每包十亿元。准备运来广州。可由谁来偷运呢?美国特工人员选择了海上走私分子,双方商定,运假钞的人需在香港有担保,每包运费港币15O0元,运入大陆后须取得潜伏在广州的美特务的收据,然后拿到香港领取运费。如果在运送中发生意外,双方互不追问。这项协议显然暴露美国特工急于脱手假钞的心理。广东省公安部门在上级的指挥下因情报及时准确,立即加紧了对沿海边界的警戒巡逻以及边防管理,成功地挫败了台特和美特的计谋。
地面偷运的计划失败后,台特又转向了空中偷运。
在公安部的案情档案中是这样记载这次空投假钞事件的:
福建、广东两省于3月29日夜间零时1刻,同时发现敌机空投大量假币。空投地区福建省有南平专区的尤溪、永安专区的大田、闽侯专区的闽清、龙岩专区的龙岩、永安、漳平等6县,广东的揭阳、丰顺、大埔、普宁四县共计五十余个区乡,成捆投的有闽清6区4乡已发现有三、四捆,较多的是分散。福建大田县八区一乡发现有千张左右。广东省丰顺县初步搜集到万元假币一百五十张。揭阳县已发现敌人空投假币达四亿九千万之多,票面多万元券,样式有双马耕地图和轮船图两种五千元券。
这次空投共抛撒有多少假币,至今已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空投区都是山林地带,有一些挂上了树枝,有一些飘落水中,百姓手中所捡拾的只能说是一小部分。事后公安部门推测这次三投的假币就是台湾保密局积存的那30余亿元。
●空中撒钱无数百姓膛目结舌
有一年,在福建省采访,遇到一位姓林的老人,老人年轻时家住乡下。后来,移居福州市。老人谈起了那次“天降钱雨”的事: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很黑。刚刚躺下,就听到外面有架飞机在屋顶上盘旋。孩子们都吓得哭了起来。猪、牛等牲口也惊得狂叫起来。我连忙披衣起床,不敢点灯,摸黑走到大门外,想看个究竟。抬头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村子上空绕圈子。一会儿后,发现从飞机里飘落下一大批纸片。我弯腰捡起来几张塞进裤兜子,连忙进屋来,划着一根火柴棍,照了照。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我一大跳:这不是钱吗?飞机来撒钱了。我什么也不顾,赶紧叫老婆和孩子们穿好衣服,点着油灯,打着火把,分头去捡钱。我们出门时,有几户人家已点着油灯在捡钱了。大家谁也不吭声,只低着头到处寻找,后来,全村人都起来了。到第二天天亮时,我整整拾了一上衣袋的钱,足有一百多万元。
妻子眼睛不好,捡的最少,只有几十万元。我的大儿子十三岁,他拾的最多,他的全部小衣兜都塞满了票子,还扛回来一大捆钱,后来一清点,一千万元。那一夜,我们全家共捡回来I3OO万元钱。哪见过这么多钱,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能要吗?围绕这笔钱的开销,全家人又争论开了。我说先不要动,还是等外面平静后再说。妻子身体有病,她提出要第二天就拿钱进城去治病。小孩则嚷着要买好吃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全家人坐在一起,兴奋得都忘记了吃早饭。莫约上午10点来钟,有一群人来到村子,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主要由两名警察讲话。他们告诉我们:昨晚飞机上扔下的人民币都是假的,那是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请大家把捡的钱交给公家处理。这话马上使村里砸开了锅。村民起初怎么也不相信这红红的票子会是假的。心头刚刚升起的幸福被一盆凉水浇得透湿,又被寒风一吹,仿佛掉入到冰窟窿里似的。百姓又是哭,又是笑,又是闹,谁也不交出来,都说没捡。后来挨家挨户做工作,村长带头交出票子,我也交出了50O万元票子。各家各户都交了一些,应付应付,但都没有交于净。政府也没办法,那群人也只得回县城去了。一个月后,银行来了几个人,是来以旧币换新币的。村民有些得意忘形,就把家中所有的票子拿出来兑换。银行的人说先登记、造册,第二天才统一发新币。到第二天领新币时,银行的人当场就指出各户的票子哪些是假的,要没收,哪些是真的,可以兑换。也真邪!我家交上去的票子有捡来的那几百万假钱,全都一张不落地给银行的人点了出来。这事,真使我相信了,也使全村人相信了——捡来的都是假钱。这件事后,政府也没对我们村怎么样。不过这事后来成了我们县的一大笑话。
这笑话确有笑的内容,但是笑起来,并不轻松。中国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靠地捞食,为温饱、为财富苦苦地挣扎,抗争,而最后被钱所耍弄,所折磨,成为纸币导演下的悲剧人物。在社会舞台上,小人物永远是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警方较量黑社会
第二套新版人民币克服了旧版人民币的缺点,在计量、制作、纸张、印刷等方面都作了改进,并尽可能采用当时国内外先进的防伪材料和技术工艺。印制纸币的纸张、油墨都是采用的特殊材料,并在10元大票上采用世界先进的水印暗影防伪标志。尽管国民党也曾精心地伪造过新版人民币,而且伪造得用肉眼看去几乎可以乱真,但在紫光灯下一扫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伪造一张人民币的制作成本已可与真币的票面价等齐。伪造,从经济上看就有些得不偿失,因此,台湾保密局在印制大量的伪人民币后就不得不自动停止了。那小量的伪币后来作为了套取大陆渔民口中情报的“酬金”。所以后来在六十年代的非常时期,在东南沿海还发现有少量的假人民币。这些假钞在以后的调查中发现百分之百的是大陆渔民出海捕鱼中,一些不法分子向台湾特务提供情报所得的“报酬”。
1950年至1955年,共6年时间里,硝烟散去之后的国共两党集团在海峡两岸所展开的这场伪钞侵害与反侵害的战斗,最终还是以国民党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在这场无形的战场上,共产党又赢得了一场胜利。
时隔30年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松动。可是,伪钞的幽灵再次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现。不过这次伪钞与反伪钞的行动不再是国共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而是港台黑社会势力和大陆警方之间的较量。在这场新的反伪斗争中,国民党当局一改初衷,虽没有在法律上确认人民币应有的地位,但在司法行政上给予了人民币一定的保护,这样,可使港台黑社会势力的造伪行径不敢肆无忌惮。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增多,台湾岛内许多有识之士正积极呼吁当局给予人民币应有的法律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港台黑社会势力的造伪活动已有所收敛。这几年,我国警方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已多次粉碎了来自港台方面的伪钞进攻。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气候原因,目前我国境内的伪钞犯罪活动呈现出了严峻的势头。未来的反伪任务还相当艰巨。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严峻的形势已引起了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各地公安机关和银行部门再一次联手行动共同打击伪钞犯罪,社会其它部门积极配合,布置起了一张张有形或无形的法网,一切伪钞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四章 金钱瘟疫,自何方来
◎悲剧乎?闹剧乎?正剧乎
●假币铤进大开的国门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于是,一群群黄皮肤的中国人带着东方神韵迈过这道门槛走向外面的世界。蓝眼珠、白皮肤的外国人携领着西方文明跨进这道门槛,踏上了东方的古老土地。从此,东西文明再一次在神州大地上交汇和融和。自此,有了中国人的参与,世界的每一项事务都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合资”——改革的新生儿,中国经济复苏之所在。
近几年,“合资”成为了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口头禅。大凡考查一方父母官的政绩,“合资”项目的数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合资”在中国几乎成了一方百姓、一方官员思想解放的代名词。个体、集体、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甚至行政机关都在千方百计寻求外资,拓展“合资”渠道。有了“合资”这块金字招牌,企业可享受免税待遇,职工可以出国培训,领导可以出国考察,回国能够坐上高级轿车。“合资”后,一部分人享受到了以前不曾想象的福利和待遇。由此不能不说“合资”没有好处。至于国产名牌产品“合资”成了另一种品牌,民族工业士气低落、一獗不振等现象的出现,很少会有人探究它与“合资”之间存在何种必然的联系。“合资”的实效如何,很少有人去考虑,去咨询。“合资”被撤消,破产,在百姓中决不会产生多大的震动,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合资”都代表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科学文明。只要海外有人提出在中国办“合资”,不管投资者的政治背景、个人历史如何,首先都能获得一种最高的礼遇。投资数越大,礼遇越高。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从这“合资”一景中就可以验证了。中国经济要振奋,需要的正是资金和技术,既然有人抛出了“香饽饽”,谁会舍其口福呢?还是“拿来主义”好。
“合资”’企业遍布中国的城乡。大到飞机汽车制造,小到日用百货的生产,应有尽有。这些年,“合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猛士,谁也无法取代。中国宽松的合资政策为西方技术和资金的引进铺上了一条宽敞的大道,但是,在这股引进的背后也挟带进了一些与文明不相和谐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开窗户,飞进了几只“苍蝇”和“臭虫”。不知“白面”为何物的中国人受到了毒品的侵害;港台的黑社会杀入大陆,企图扩展地盘;诲淫诲盗的影带和音带涌进大陆,腐蚀一代青少年纯洁的心灵;也正是在大陆“窗户大开”的时候,“假币”跟随走私品向大陆挺进,且来势汹猛。
改革之初,从恶梦中惊醒来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还知之甚少。中国经济处于起动阶段,人民的物质财富还不很丰富,甚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