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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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3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3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地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3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50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的担心，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
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
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了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做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1932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第6章 进入红区（1）
在写于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上海不断吃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魔掌。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开展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在被捕之后，也和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解放后，卢福坦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秘情。
笔者费尽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其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为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幸亏毛泽覃（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也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迎接、护送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曾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行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瓜和苦菜。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其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卓雄记得，当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陈云来到了江西“红都”瑞金，住了下来。
瑞金这地方，据云在1000多年前盛产黄金。古语道：“人以金为瑞。”于是，便得名“瑞金”。
其实，瑞金是江西东南部一座贫困的小县城。
1931年8月，邓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维映来到瑞金，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阅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