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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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查考陈云的“笼鸟之说”，可以明白，他并不是把经济说成“鸟”，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笼”。
陈云的这一“笼鸟之说”，最初是1982年1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计划经济指导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时，比喻为“笼”与“鸟”的关系。
在1982年12月2日，作为上海人，陈云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对“笼鸟之说”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王梦奎曾在《学习陈云同志新时期经济论着四题》一文中，对海外所谓“鸟笼经济”，进行如下辩解：
陈云同志曾经把国家计划和搞活经济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这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多的误解。至今海外某些报刊还在喋喋不休地进行非难和攻击，似乎陈云是主张把经济像“鸟”一样关在大不盈尺的“笼子”里搞死的。我认为，用不着多费笔墨，只要读一读陈云同志的原话，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
很显然，陈云同志的意思，不过是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笼子”也不是死的，可以调整，即对计划进行修改。我想，读了这些话，是不应该再有什么误解的了。至于某些海外报刊不怀好意的指责，用得上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迟爱萍在《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一文中，阐述了陈云“笼鸟之说”的四层意思：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第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不能摆脱国家的计划。
第三，国家计划要适应搞活经济的需要，要允许经济活动在尽可能广阔的领域内活动。
第四，国家计划本身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经常修改。
所以，陈云的那一番话，主要涉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不是谈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模式，原本照搬苏联，实行计划经济。陈云在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发现照搬苏联模式是不行的。
陈云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
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
陈云的这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曾被中共“八大”所接受，其中的基本点被写入了中共“八大”决议。
只是后来中国不断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否定。
经过“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在1979年3月8日，陈云所作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讲话，对历史的教训进行了反思。
陈云说：
1917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陷。
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也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陈云还指出：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
一、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的调节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应当说，在1979年，在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年月，陈云说这样的话，为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后来，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样说及他当时的意见：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
邓小平在1989年6月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这样指出：
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还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正确评价毛泽东
可以说，在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毛泽东。
第36章 德高望重（3）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了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
对于毛泽东，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凡是”派和“非毛派”：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把毛泽东奉若神明；
随着对于“凡是”派开展批判，则又出现了“非毛派”，即效仿苏联当年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样，全盘否定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作为中共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对毛泽东采取既肯定其正确面又否定其错误面的观点。亦即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中所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准确的、完整的”，便排除了毛泽东的错误面。
接着，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对毛泽东应“三七开”。
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1976年9月9日去世，在这漫长的41年间，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实行“非毛化”，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尽管他竭力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却又认为绝不能走“非毛化”之路。
为了对毛泽东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为了对1949年以来的中共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有个统一评价，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中共自1980年起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陈云曾4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
陈云说：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成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
陈云还说：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他指出：“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身上也有封建残余，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他的错误。”
陈云还谈了三点意见：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 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曾去看望过陈云，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陈云则这么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应该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所区分：
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即便是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江青，陈云也坚决反对所谓“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
当时，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函邓小平：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屈武的信，代表了众多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们发出的“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然而陈云却在冷静地思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时，陈云明确表示江青“不能杀”。陈云的理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当时的中共，有着“十二老”。这中共“十二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
“十二老”皆老，开始考虑交接班了。
陈云说：“（老干部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陈云当过7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意识到干部青黄不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时，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回北京时送给邓小平一份，送给胡耀邦一份。
邓小平看了，说道：“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8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六七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写出《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