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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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6月一眼就看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违反了他的看法，但是他不便马上开展批判。因为那时中共“八大”即将召开，正在大谈反对个人崇拜。他知道，一旦批评那篇社论，马上就牵涉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只写了“不看了”三个字。
　　可是，毛泽东一直记着“反冒进”这笔账，一直记着那篇违反他的意旨的《人民日报》社论。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终于，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在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称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柯老”很注意看风向，“紧跟”毛泽东，所以很得毛泽东喜欢。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此言，使周恩来好尴尬！
　　当时，曾出现一个重要的动向，毛泽东有意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说出这话，表明他的“反反冒进”是冲着周恩来而来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离右派只差“50米”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这一句话，点出了毛泽东“反反冒进”的实质。因为毛泽东当时正要发动“大跃进”，而“反冒进”实为“反跃进”，毛泽东怎可不反？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他在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时，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周恩来知道，他正面临着柯庆施可能取代他的局面。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
　　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这就是说陈云“右倾”，跟“右派们”相距不远，只差“50米”了！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了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
　　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在国际会议上捅出这么一番话，仿佛宣告要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展开竞赛：
　　你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15年内超过美国，那我毛泽东领导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不具体管经济，真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20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7年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15年赶上英国”，又改为“10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把赶超英国，一下子从15年改为2年！这不能不说是“大跃进”。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认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
　　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2000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
　　到1962年，钢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这样，比王鹤寿最初提出的已经很大胆的产量，整整翻了一番！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笔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
　　“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第23章　稳健踏实（2）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使毛泽东下了“翻一番”决心的人，是柯庆施。柯庆施向毛泽东报告说，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在1959年钢产量可达到800万吨。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下了决心，在1958年实现全国钢产量1070万吨。
　　后来，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上谈及闯了“1070”这个祸时，这么说道：“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明，他自己当时固然头脑发热，可是柯庆施起了很大的怂恿作用。
　　“全民大炼钢铁”
　　那“1070”高指标，于1958年8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大炼钢铁！
　　笔者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求学，也不得不停止学业，奉命从北京来到毛泽东家乡湖南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笔者在当时曾发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其中写及亲眼目睹许多“大巴士”行进在湖南山区公路上，椅子上坐的不是人，而是赤铁矿矿石！公路沿线，到处可见冒烟的“土炉子”……
　　用这种“土炉子”炼铁，据云是陈云提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用正规的炼铁炉，即所谓的“洋炉子”，实在完不成那“1070”。然而，那“1070”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公布的，不完成不行。陈云不能不为此想尽办法。如薄一波所忆：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薄一波则引用毛泽东关于“土炉子”的指示说：
　　“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向它学习。”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了“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依然“壮志凌云”，居然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两倍”，即达到3000万吨！
　　倘若仍然按照毛泽东的“跃进指标”去办，中国又会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