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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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五大书记”的工资全都定为一级，陈云知道了，硬是改为二级。他说，我不能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同级，应该比他们低。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逢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陈云坚决不收礼，“来者必拒”，哪怕礼物再轻。他曾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一贯如此。曾有一位军区领导向陈云汇报工作时，带来了两盒葡萄。陈云不收，那位军区领导说，葡萄是当地所产，不值多少钱。陈云只吃了10颗，曰“十全十美”，其余的不收。
　　沈鸿曾这样评说陈云：
　　陈云同志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说话简明扼要，不绕弯子，不讲情面，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陈云十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的名言是：“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陈云常常鼓励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他鼓励别人在他面前说出不同的意见。他强调：
　　“‘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账，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
　　“有钱难买反对意见。”
　　“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
　　有一位副部长，提出了与陈云不同的意见，那个部里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知道了，就请人转告那个部，有错误批评可以，但是不能说是“反对陈云”。
　　陈云还说，犯了错误，进行了批评，就行了，不要抓住不放。
　　陈云主张，凡是打个电话能说明白的，就不必来人。大家都忙，彼此都应节约时间。
　　陈云主张，每到一地，“来不迎，去不送”。
　　陈云还主张，以90％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这样，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再花10％的时间，就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任用干部，陈云注意“五湖四海”。陈云曾说：
　　“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
　　再访莫斯科
　　1952年8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团长周恩来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这是陈云第二次去苏联，同行的还有李富春、赵尔陆、吕东、安子文、袁宝华、王志光、宋劭文等。
　　到达莫斯科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的欢迎。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行回国了。陈云负责与苏方谈判。
　　令人惊讶的是，苏方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相当冷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迟迟不予答复。陈云在莫斯科住了一个多月，无事可做，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调陈云回国，留下李富春负责与苏方谈判。
　　这样，1952年9月22日陈云回国。
　　李富春在苏联住了近半年，这才得知苏方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太庞大，工农业增长率太高。
　　直至1953年2月，苏联才派出以国家计委主任萨布罗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这才确定了苏联对中国的141项经济技术援助。到了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了15项，共计156项……
　　陈云从苏联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归来，急于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
　　这年10月，陈云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来北京。
　　陆铨曾在1927年和陈云一起在青浦从事农民运动，跟陈云交厚，他马上挑选了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送他们上北京。
　　陈云很仔细地跟这两位同乡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从这两位农民那里，陈云发现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
　　陈云通过和他们的谈话，写出关于青浦县小蒸乡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陈云的报告，于1952年10月15日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
　　震林同志：
　　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接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人，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0月15日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195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观赏焰火，一直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大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1950年，中国棉花总产量为1420万担，不够用。这样，在1951年，计划把棉花总产量提高到2100万担，以解决穿衣问题。
　　陈云采用的方法是“以价格指挥农民”。他经过仔细摸索，把粮棉比价定为8∶1，即8斤粮食才抵1斤棉花。
　　于是，农民们纷纷转向种棉。棉田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迅速上升，果真在1951年达到预期的产量。到了1952年，增至2607万担。
　　这么一来，棉花产量又超出了需求。
　　于是，陈云又以价格进行“指挥”：把粮棉比价从8∶1调整为7∶1。
　　这下子，农民纷纷转向种粮。1953年，全国的棉田面积比1952年减少了594万亩，棉花产量减少了257万担。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4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660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560多亿斤，差额达100亿斤上下！
　　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粮食严重不足，成了困扰陈云的大问题。陈云所挑的粮食这个“炸药”桶，随时有着爆炸的危险。
　　1953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现象。
　　粮食这个“炸药”桶，已经在冒烟了！
　　这样，在1953年，陈云开始集中精力解决粮食问题。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4种关系：
　　国家跟农民的关系；
　　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国家跟商人的关系；
　　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第21章　经济专家（3）


　　在这4种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是2种关系：一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二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8种解决方法：
　　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
　　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
　　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
　　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
　　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
　　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
　　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
　　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权衡8种方法的利弊，认为只有采取第一种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所谓“又征又配”，就是说，国家对农民“征购”粮食，而对消费者则采取“配给”粮食。
　　为了制定这个“又征又配”的政策，陈云曾经仔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在这样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
　　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
　　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不搞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之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填不饱肚子，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粮食问题颇为紧迫，1953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讨论陈云的方案，当场拍板。当时还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决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陈云解决了粮食问题。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陈云在平抑全国物价之后，在经济上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
　　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也有70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
　　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会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1945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