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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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工作的保障，我的境况比乔希稳定许多。旅游旺季虽然结束了，卡车司机经常光顾的小餐厅却是全年营业的。我打算留在冻脚镇当夜班厨工，再干八个月。

冻脚镇包括我在内仅有三个导游，整个夏季，大家天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干活。作为犒劳，一个休息日，营地经理邀请我们三个和他一块儿去南边的港口城市瓦尔迪兹参加阿拉斯加州政府举办的旅游业年度大会。即便没打算在旅游行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也觉得借此机会休个短假放松放松挺不错的。果然不出所料，大会上有精致的餐点、专题研讨会、圈内社交，还有许多励志演讲会。一位名叫鲍勃·艾布拉姆（Bob　Abrames）的加拿大励志演讲者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今年54岁，曾经是一家旅行社的CEO，演讲海报上称他为“世界上最棒的船夫”。于是，我决定去听听他的演讲，虽然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期待什么。

这位船夫光秃秃的脑袋灯泡似的闪闪发亮，下巴上蓄着一把散乱的灰色胡须，好像一个门诺派教徒（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服兵役，主张俭朴地生活）。他的双目炯炯有神，仿佛能把人一眼看穿，还没开口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高举起一条长长的红色围巾披在自己肩上，继续说道，“这就是船夫的腰带！”他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到讲台的另一端向大家展示，“这是加拿大船夫特有的标志！”

鲍勃介绍，加拿大船夫好比美国的山民，只不过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独木舟。那里的船夫习惯就地取材，经常划着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往来于江河湖泊之间，将野兽的皮毛运到加拿大东岸的一座座城市，再将一批批货物运回西部的山野之中。

“2005年！”鲍勃高声喊道，“2005年，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是这么说的：‘招募船夫九人，驾桦树皮独木舟，从蒙特利尔到温尼伯湖。露宿野外！不搭帐篷！禁用防晒霜！禁用卫生纸！禁用牙膏、牙刷！只带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伙食仅限水煮豌豆、腌猪肉！航行一百天！”

“你们猜我是怎么说的？”鲍勃夸张地问道，他顿了顿，扫视听众，接着喊道，“天哪，太棒了，我要去！”

2005年的整个夏天，鲍勃按招募启事上的要求，原模原样地模仿了18世纪的加拿大船夫。他们抛下所有的现代化装备，穿上古代船夫的装束，重拾传统的航行和生活工具，驾着桦树皮独木舟在弯弯曲曲的水道间穿梭，一天要划整整十个小时。鲍勃和伙伴们的复古航行经历被拍摄成了十集纪录片《目标西北方》（Destination　Nor’Ouest），片子一播放就在加拿大法语区引发了收视热潮。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鲍勃和我们分享了那趟航行的见闻和感受。他提到急流、冒险和牺牲，“危乱之中的坚忍不拔”，还有荣耀。天哪，荣耀！我不清楚划船旅行怎么会和“荣耀”沾上边，但鲍勃的演讲已经让我着迷了。最后，鲍勃宣布明年夏天还要组织一次航行，他会亲自领队，现在还需要三位船夫同行。（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立刻欢呼：天哪，太棒了，我要去！）

可是，没多久我又想起了那笔债。我怎么可能在明年夏天之前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呢？

演讲结束了，一大群听众和我一样深受感染，纷纷上前围住鲍勃和他握手，卖力地自我介绍。要是从前，怯懦的性子一定会打着退堂鼓，困住我前进的步子，逼我默默退缩。可这一回，我发现自己拼命挤过人潮，挤到了鲍勃跟前。

我一把抓住鲍勃的手，斩钉截铁地说：“鲍勃，我就是你要的人！”

回到冻脚镇后，我还沉浸在听演讲的兴奋劲儿里头，偏偏又不能丢下债务，任性地跑去划船旅行，只好重新把精力投在还债的大业上，心想，只要还清贷款就能自由地冒险了。

在瓦尔迪兹开会时，经理提到，冻脚镇南边120英里的育空河营地冬天要关闭，他急着找人把营地清理干净。这可是桩苦差事，没人愿意接。我告诉经理，我的朋友乔希正在找工作，只要薪水合理，他什么活儿都能干。经理立刻拍板同意了。紧接着乔希就飞到了阿拉斯加，我们熊抱了好一阵，开车一块儿到了育空河营地。

育空河营地是个废弃的工业营地。拼魅力的话，这里会让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想起阴森森的集中营。在这种地方工作，患上抑郁症也不奇怪，即使回寝室看到半疯半癫的室友用内裤的松紧带上吊自杀，也毫不稀奇。

育空河营地距离1，980英里长的育空河仅仅一箭之遥。营地有一家小小的餐厅，一间用输油管道的拖车改装而成的汽车旅馆，还有一间废弃的轮胎店，那儿简直就是恐怖电影里大屠杀的完美布景。营地四面的亚北极圈地带原本景色壮美，叫人惊艳，谁知秋天时一场惨烈的森林大火把周遭烧得鬼气十足，原本郁郁葱葱的云杉林也被烧成了一片黑压压的豪猪刺。营地里有十个季节性临时工，宿舍是常规大小（要不是临近的柴油发电机不停地制造恼人的轰鸣，这里的居住环境还称得上舒适呢）。冻脚镇的员工总把育空河营地戏称为“监狱”，固然是因为害怕被发配到这儿干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儿的空气里弥漫着金属特有的冷酷和肃杀，这里的员工总是面带煞气，眼神冰冷——乔希和我都不敢随便对上他们黑洞似的瞳孔，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吸了魂魄。

育空河营地曾在2004年名噪一时。那时，一头大灰熊在冬季（歇业期）闯进营地小餐厅，闹了个底朝天。它不仅把一整袋豌豆干嚼个干净，还从纪念品店里拖了一堆T恤衫，搭了个舒舒服服的窝。心疼的老板为了弥补损失，干脆把备受蹂躏的T恤衫包装一番，挂牌卖给猎奇的游客，广告上写着：只有熊穿过。

汽车旅馆的背后立着三个大桶，每个都有6英尺高、4英尺宽。易拉罐、食物残渣、塑料……营地所有的垃圾都要丢进这三个高桶焚烧。每个桶的边缘都停着一群渡鸦，它们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没完没了地发出粗厉的哀号，热切地搜索没吃完的汉堡包。

我和乔希来育空河营地就是为了处理“垃圾问题”。首先，我们得把油泼在垃圾袋上，再点火把它们烧成灰炭，省得占地方。接着，把烧得黑漆漆的垃圾铲出来，倒入黑色的工业用大垃圾袋里，开车运到费尔班克斯市统一处理。我们这边忙得够呛，垃圾桶旁的渡鸦老是趁机扯开垃圾袋，再“呼啦啦”飞到远处，“嘎嘎嘎”地大肆嘲笑我们。我们张大嘴巴，刚想回敬几句脏话，就被浓烟呛得咳哑了嗓子。

焚烧垃圾产生的滚滚黑烟简直是世界末日才有的景象，黑烟不断地发出恶臭，好像把旧轮胎丢进融化的猪油膏里用猛火煎炸。我和乔希一致认为这股恶臭不光光会减寿，说不定还会让我们的精子变异，生出第二条尾巴。我被毒气熏得头痛欲裂，没想到乔希比我还惨。我刚把一个烧得焦黑的易拉罐铲进垃圾袋，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咳喘声，回头一看，乔希正猫着腰痛苦地干呕呢。吐完之后，他用袖子一抹嘴，抬头对上了我的目光，不禁露出一丝笑容，那是一种骄傲中带着失意，可怜中含着无奈的笑。只有我才明白这抹笑的确切含义：至少我们还有工作。

我们和垃圾桶奋战了好几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刷洗手间，洗床单、被罩，把厨房彻底清理一番。我们趴在地上一遍遍地擦地板，把锅碗瓢盆刷干净再消毒。烤架上早已积了一层糖浆般黏稠的褐色油垢，我们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刮下油垢，再清洗金属架。

门外的柴油发电机照旧不停地轰响，可我和乔希浑然不觉，几乎一沾床就睡着了。我们心里有数，辛辛苦苦工作一小时，赚9美元，能攒一笔钱还债。虽然工资不算高，但日积月累，倒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这份工作本身却没有任何意义。干活的时候我总在不停地幻想，想着航行，想着布鲁克斯山脉，想着我尚未谋面的情人们。

站在道尔顿公路旁的育空河营地，我一边捡垃圾，一边顺着公路往南望去——望向费尔班克斯市，望向加拿大，望向美国，望向一大片从未涉足的大陆。有时，公路上有人骑着摩托车，骑着自行车一路奔向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有些人要骑车旅行好几年才能到达目的地。

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辆卡车经过身边。真想扔下垃圾袋，举起大拇指搭车啊。我心里想：我大可以甩手离开这里，离开冻脚镇，离开育空河营地，抛开工作，抛开债务。

我在马路边站了好一会儿，终于伸出手，举起大拇指，感受一下搭便车是什么滋味。我向南望去，眼前，长长的碎石路静静通往远方。这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朝我开来。为什么不试试？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可是，把我留下的不止是债务，还有别的东西。

卡车渐渐驶进视线。我放下手臂，捡起脚边的垃圾袋继续干活。





第六章　极夜中的厨工


2006年—2007年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21；000美元

我和乔希把育空河营地的房间收拾干净、上好锁，回到冻脚镇。乔希还会在冻脚镇当一个月的保洁员，我接了夜班厨工的活儿，得一直干到年底。

秋季的第一个双休日，我带乔希到野外远足。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在高原上徒步旅行吧。我们各自背一个小号旅行包，向一座名叫“十二哩”的山峰出发，它在冻脚镇南边几英里，不算高。

我们穿过一条河。刚翻过河堤，乔希就冲到我前头，使劲儿向山上冲，看那轻松的架势就像在小区里慢跑消遣。谁知不到一分钟，他就扶着一棵云杉树吭哧吭哧直喘气。

快到山顶时，我和乔希像十几岁的男孩一样玩闹地脱掉上衣，跳到隆起的石头上，沿着坚硬不平的山脊一路小跑，一边伸展双臂保持平衡，好像两架飞机展翅翱翔。乔希比我早一步登顶。他一脚踏上最高处的巨石，冲一片蓝灰色的群山高声尖叫。

我从不知道乔希竟然还有这一面。他总戴一副眼镜，平常内向沉默，一看就是研究生。而眼下，他甩开垂到肩膀的乱发，放声大吼，喊声和着回音震耳欲聋，好像彪形大汉振臂一呼，群山也不禁轰然响应——我看到了乔希的狂野奔放，这一面深藏在他多年养成的斯文外表下。

一个星期后，乔希开始独自远足。他登上了蓝云峰、斯诺登山和卡哈布克山，沿着马里恩溪来到了一座瀑布跟前。他站在奔流的瀑布下，任凭冰冷的水流击打肩膀，像逃离了肖申克监狱＇18＇的男主人公那样，张开双臂迎接自由；又像挣脱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再也不受任何拘束。

但是，冬天就要来了。“页岩溪”旅馆的房间一下子空了，根本不需要打扫。乔希要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中，而我还困在冻脚镇的厨房里。

乔希回家的当天，阿拉斯加的冬天正式登场了。

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季节的变化和缓、自然，仿佛两位久违的朋友聚在一块后，得先握个手，依依话别，约定明年再会。北极圈的情形可大不相同。冬天就像狂野的蛮族，一冲进村镇就把家家户户洗劫一空。这个不速之客一把拎起夏天便往外扔，不等可怜的秋天给大地披上金叶子编成的薄衫，就用鹅毛大雪把世界裹个严实。

白天更短了，夜晚越来越长。转眼间大雪封山，霜冻袭人，凛冬驾着令人窒息的寒风统御着阿拉斯加的大地。这回不仅仅是脚冻，恐怕连“小弟弟”冻掉了都感觉不到。

从4月底到来年3月，这里的气温几乎不超过零华氏度。零下50华氏度已经冷得够呛，但也远远称不上稀奇。冻脚镇南边有个输油管道加压泵站，1971年那里的最低气温是零下81华氏度，创造了阿拉斯加史上最低气温的纪录。

北极圈的冷和别处不同，它的厉害在于无论你套多少件衣服，都能轻松地钻进你的四肢百骸，一路冲上脑瓜顶，叫你疼个没完没了。你的鼻子、耳朵和脸蛋会冻得红扑扑的，没多久又变成毫无血色的惨白，滚汤热水都驱不散这种深入血液的寒意，它仿佛在你的身体里结成了冰，叮叮当当地撞击你的每一块骨头。

但最叫人们郁闷的并不是北极圈的寒冷，而是无穷无尽的黑夜。太阳几乎不露脸，顶多在地平线上打个转，从雪山的缝隙间漏出几缕光亮。从12月2号一直到1月21号，冻脚镇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成了营地的流水线厨工，一个星期值五个夜班，每天从傍晚六点干到凌晨两点半。我只做最简单的东西，把汉堡包、炸薯条、涂着面包屑的鱼条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最多再费点力做些煎蛋卷。有时待在厨房里也得穿上爱斯基摩人的风雪大衣，因为供暖系统和墙壁都挡不住无孔不入的寒气。

午夜，我会清理烧烤架，把地板拖干净，整理好冰箱，再锁上厨房下班。我得用钢丝刷刮掉烧焦的汤锅底，用手指一点点掏出堵在水槽U型管里的菜屑，把塞得满满的工业用黑色大垃圾袋扔到门外的垃圾箱里。

我再也不用像做暑期工那样，每个星期干70个小时的活儿，每天从小费里挤出100块钱慢吞吞地还债了。现在我每周赚300美元，全部都能用来还债。到今年12月底，我能还11；000美元，还有21；000美元等着我。

夏秋时和我一块儿工作的同事大多离开营地了。有的回学校上课，有的去暖和的地方求职。我告别了乔丹、科诺、瑞和其他伙计，他们是一群爱疯玩的乐天派，个个酒量惊人，满肚子笑料。

冬季的冻脚镇只需要12个工人，别看岗位少，经理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凑够人。因为投简历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家伙。这一点也不奇怪。冬天的冻脚镇绝对是地球上最黑、最冷的人类居住地，更糟的是这里的男女比例几乎要向监狱看齐了。（女性在这里绝对稀罕，但也没什么福利可捞。用阿拉斯加人的老话说，她们“选择太多，好货太少”，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新员工很快各就各位，你一眼就能瞧出他们和夏季那批员工大不相同。这时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