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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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式毕业了。典礼主持人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我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更不想把学士帽高高抛起——那是胜利的欢呼，是重获自由的庆祝。对我而言，大学毕业绝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解脱，只是我刚刚履行完的一项义务，紧接着我又要面对另一项义务了。我望着前面的路，心里既害怕，又犹疑。
隔天，我登上飞机直奔阿拉斯加。
第四章 冻脚镇的导游
2006年夏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32；000美元
摊开手掌，缓缓地抚过北极圈的地形图，你能看到平缓的绿色山峦滑过掌心；湿润的苔藓与莎草时不时掠过指尖；云杉树这儿一丛，那儿一片，把指腹扎得痒痒的。你很可能会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一个突兀的小点，它就像颗丑陋的怪痣，莫名其妙地点在北极圈雪白的大地上。这就是冻脚镇。
时至今日，冻脚镇仍然只有一家轮胎店、一间餐厅、一个小小的邮局、一个家庭经营的丛林飞机客运站、一个国家公园管理站，当然，还有一家名叫“页岩溪”的汽车旅馆。去年暑假，我和保罗在那儿打扫过五十二间客房。这家旅馆的住宿条件简陋得很。每次打开房门，随和的客人会一笑而过，暴躁的则会忍不住地低声咒骂。客房的所谓设施包括石棺大小的洗手间、被烟头烧得千疮百孔的地毯、纸卡一般薄的木板墙，床罩的颜色是早已过时的“迷幻”橘红。
旅馆的布局很怪，房间以一种古怪的角度延伸出去，随意得就像高空坠下的废弃物。旅馆周围还遗留着工业时期的废旧建筑，处处可见破败的采矿设备、生锈的挂车和卡车。汽车旅馆和餐厅之间是一片宽阔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地面坑坑洼洼，满是烂泥，里面并排停了好几辆半挂车，看起来好像一串串法兰克福香肠。20世纪80年代，一些卡车司机会把没用的空车厢丢在冻脚镇，结果那些车厢成了现在的餐厅。乍一看，这样的建筑还挺有特色，但掩饰不了营地里丑陋的工业残迹。
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在布鲁克斯山脉自由地漫步、宁静地生活，直到淘金热兴起，阿拉斯加的土地上才建起永久性住房，城镇乡村拔地而起。怀揣着发财梦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河，闪闪发光的金子为这条曾经默默无闻的河流赢得了“财富源泉”的盛名。来晚的淘金客只好深入到阿拉斯加的荒野，渴望发掘新的矿脉。他们的探险催生了许多新兴城市，1898年建成的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全盛时期的冻脚镇有七家酒吧、一家赌场、两家紧靠公路的旅馆、一间邮局、十家妓院。到了1912年，淘金客把能挖的金矿都采光了，只好拆掉木屋，把木材沿河运到17英里外的新聚居地——智叟村，现在还有人在村里长期生活。
20世纪70年代，荒废的冻脚镇再次焕发生机。石油企业斥资，在阿拉斯加修建运输管道，并且在冻脚镇附近建了一座营地安置工人。石油管道起于普拉德霍湾油田，绵延800多英里，通往阿拉斯加南部海岸的不冻港——瓦尔迪兹。为了方便施工，石油企业还修建了一条416英里长的土路，取名为“道尔顿公路”，它连接着费尔班克斯和普拉德霍湾。冻脚镇就在两地之间，自然成了最理想的卡车停靠站点。现在，北极圈内一年四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屈指可数，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在游客众多的夏季，冻脚镇的常住人口约有35人，是其他季节的三倍。这些人大多是来打工赚学费或者还学生贷款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有少数四处漂泊的中年流浪汉，他们靠打季节性零工谋生，干几个月就换一个营地。
等夏季工到齐之后，我们聚在河边，用一大堆草席和浮木升起篝火，拿起廉价的威士忌“对瓶吹”。去年夏天共事的伙伴们都回来了，其中就有乔丹。他30多岁，体格粗壮，皮肤黝黑，是营地的维修工。乔丹出生在印度，在阿拉斯加长大。他有22个兄弟姐妹（其中15个是领养的），都在冻脚镇南边的小村子乔伊村长大。
洗碗工雷也回来了。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今年三十出头，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老挝后裔。雷是个酒鬼，还有些神经质，不论早晚，不管几点，我都能听到他大口吞咽威士忌时候自言自语的声音。每天晚上，他都会醉醺醺地踢开走廊的门，双手好像各扛了一挺隐形机关枪，嘴里还“突突突”地模拟着枪击声，随意“扫射”。
我的另一位邻居是18岁的服务生艾弗里，他来自犹他州的城郊，去年一整个夏天都沉迷大麻，萎靡不振。和雷相比，艾弗里待人亲切友善。他偶尔弹拨吉他的乐音、抽水烟时枪吞云吐雾的声音稍稍抵消了雷令人不安的噪音。
我们的木匠名叫科诺，他留着络腮胡，肌肉发达，活像从漫画《大力水手》里跳出来的人物——大力水手的情敌布鲁托。科诺几乎把自己的私家“军火库”搬到了冻脚镇，还常常带着自动武器到营地后面的土堆“秀”枪法。
同为导游的查德今年33岁，留着一把红色的胡须，他机智风趣，人见人爱，就像家喻户晓的喜剧《欢乐时光》里最酷的人物方兹。他也是极少数一年四季都待在冻脚镇的居民。旅馆后头是查德的“狗场”，那儿住着30头阿拉斯加哈士奇，入冬以后，查德会乘着狗拉雪橇出门。
娜塔莉亚是营地为数不多的女员工之一。她21岁，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在旅馆当保洁员赚学费。有一天，她穿着白色的裙子来宿舍找我，问我想不想练习西班牙语。
冻脚镇一带还有几个住户，但最让我好奇的却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叫詹姆士，是国土管理局的员工，负责清扫道尔顿公路边的户外洗手间。我有几次起得早，碰巧看到詹姆士穿过冻脚镇的身影。他留着又长又卷的雪白胡子，瘦得就像一根竹竿，他的脚步非常快，略微有些摇晃，就像踩着两根高跷一样。冻脚镇这么小，就那么些人，却没一个人跟詹姆士说过话，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还打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奇闻，比如詹姆士吃得很怪，除了天然的有机食物，其他的一概不吃；他住得也怪，营地边有一小丛云杉树林，那儿停着一辆1980年款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据说那就是他的“家”。
我的工作就是开车载着游客沿道尔顿公路浏览布鲁克斯山脉的风光，每趟6个小时。这个项目名叫“北极山地探险游”，非常容易误导游客，其实他们除了解手，根本没机会下车走动。即便是解手也不太方便，只有往北开的路段有两间户外洗手间。带队之前，我很担心游客对名不副实的“探险”感到失望，也对我这个导游失望。他们想象中的导游大概是见多识广的户外运动健将，留着粗犷的络腮胡，头戴宽边探险帽，一路带队避开危险的野兽，深入神秘的山地，对北极苔原的各种动植物如数家珍吧。可现实却让我大吃一惊。没有一个游客提出异议。他们从自家出发到冻脚镇的途中已经在游轮、巴士、飞机、火车里待了很久，区区6个小时的“观光之旅”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经过漫长的航行，游客们走出荷美游轮或公主游轮，脚步一深一浅地晃上巴士，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谁是此行的导游。有一次，一个头发花白、80多岁的老太太用拐杖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尖叫道：“我到底在哪儿？！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下一站去哪儿！”用另一位导游的话说，许多游客胖得“要用起重机才搬得动”。上下车的时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臀部时不时卡在车门那儿动弹不得，她不得不喊我帮忙——用力把她推进车子、推出车子。
观光路上，我为游客们讲述用心搜罗的资料，比如冻脚镇的兴衰变迁、北极动物的生活习性、布鲁克斯山脉的成因和地理环境。我们还会指着窗外的风景谈论一番，偶尔看到驯鹿的身影在山间一闪而过。我一直很疑惑，在游客心中，旅行就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指点和谈论吗？我始终觉得，真正的旅游需要主动去探索、去冒险。可那种探险绝不是他们想要的休闲方式。
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这些游客。许多人忙于工作或家庭琐事，每年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假期；许多人只能承担短期旅游的费用；还有些退休的游客，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或许攒够了钱，却已经没精力和体力尽兴玩乐了。
第一次带队后的两个星期，我在邮箱里收到了第一笔工资。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支票，上面写着300美元。
“行，还不错。”我对自己说，“贷款就剩31；700美元了。”
刚刚入夏那阵子，游客还不多。5月份的时候，我一个星期上40个小时的班，主要是接受导游培训，还要练习划动一艘蓝色的大木筏。到了6月，我已经独当一面了，能开着白色的观光车带领40位游客沿道尔顿公路观光，划着木筏，顺着科尤库克河游览。那时，我一个星期得忙50个小时，赚了些加班费。7月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猛增到一个星期60个小时。虽然我很乐意多挣一笔，但难免觉得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有些可惜。再说8月份吧，工作时间已经延长到了一个星期70个小时。因为有几个同事辞职，我不仅仅要当导游，还得兼做厨工，帮忙搭帐篷屋，好赶在新员工到来之前准备好宿舍，有时也帮忙保洁员打扫客房……有一段时间，我凌晨5点就得起床，忙到深夜11点才下班。我曾经把阿拉斯加的冻脚镇当作避难所，梦想着远离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结果却发现这里与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
承认厌倦工作，无异于对上帝不敬。人们确实常常抱怨加班，抱怨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为正职和兼职之间的冲突而苦恼，感叹早班夜班“连轴转”的辛劳，但这类牢骚多半是一种委婉的炫耀。许多人对繁忙的工作感到自豪，好像要进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牺牲休闲的时间和充足的睡眠，放弃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也许，我不该对任何人吐露真心话，说自己讨厌工作，讨厌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干活，讨厌唯命是从，讨厌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卖力，讨厌虚度岁月，讨厌一年年重复同样的生活——这些话在别人听来显得那么自命不凡、忘恩负义、无病呻吟。
我这么说，并不是感觉自己有多么超凡脱俗，也不是武断地把工作定位为一种“屈尊降贵”的谋生手段。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傻的，花十年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再把所有工资都投进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学教育里——不傻吗？十几岁的青少年单纯地想上大学充实自己，将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贷款制度并没有做到公正、透明。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自己既然借了钱，就有义务还清。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痛恨工作。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恨。因为我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读了五年大学，义务做了两份实习工作，欠了32；000美元，却不比读中学时更有本事，照旧只能做低技能、低要求、低收入的工作。
虽然我的老板很不错，同事很不错，我手头的工作却不是一份好工作，它既不能帮我提升能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能让我成长，助我进步。忙碌了一整天后，我找不到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满足，没法拍着胸脯说，我做了一件很有用的产品，或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我从事服务业，服务的宗旨就是为顾客提供奢华的享受，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归根结底，我的工作毫无意义。
我觉得工作——至少我目前的工作——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只是把它看作赎罪的苦修。18岁那年我还懵懵懂懂，轻率地做了一个决定，现在要付出代价了。我梦想着过自由、独立的生活，登山、看书、冒险，现实和梦想之间却横亘着工作这个毫无意义的苦差事。我并非不知感恩的人，也知道找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但眼前这份工作并不能让我感激涕零。我祈祷自己能够做更有意义的事，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数百万大学毕业生还在为找工作犯愁。我大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够走运了，至少有活干，有钱赚。还有许许多多同龄人流离失所、饥肠辘辘，甚至罹患艾滋病，饱受病痛折磨；在非洲的某些地方，还有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拿起武器，在战火和硝烟中艰难求生。和他们相比，我所谓的“逆境”简直和“天堂”无异。可我不愿意这样“往好处想”，不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我要直面苦恼、愤恨，不甘心安于现状。我想，“不安分”是我摆脱债务和工作的唯一动力。
就这样，我忙得既没有时间登山、远足，也没时间看书、听讲座。每个双休日，员工们都会在河岸边聚会狂欢，我也开始借酒浇愁，不醉不归，这才能把欠债、工作和其他烦恼都抛在脑后。6月的时候，我的23岁生日到了。大厨卡尔拉送给我一条丁字裤，这是她用天鹅绒和北美麝鼠的皮毛亲手缝的，那只麝鼠还是一位本地猎人用陷阱捉到的。卡尔拉曾经给营地的每一个男员工都取了类似脱衣舞男的绰号，我的绰号是“丁字裤肯尼”。第八杯美乐牌啤酒下了肚，我禁不住大家的鼓动和尖叫，在牛仔裤外套上了丁字裤，好像“山寨”版的北极超人。尽管我有“每周一醉”的经历，但宿酒醒来还是口干舌燥，头痛欲裂，胯下还套着那条灰色的鼠毛裤衩——我真的想不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前途。
我把气全撒在了债务上。这笔钱就像一座高峰等着我征服，像电影里的大反派等着我消灭，像一头恶龙等着我击败，像《唐·吉诃德》里的风车等着我推倒。我把债务看作阻止我真正去生活的敌人。它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榨干了我挣的每一分钱。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银行里也没有一分存款，一领到工资就还钱。看着债务一点点减少，我会兴奋地尖叫，就像逮住了正在吸血的蚊子，忍不住扯掉蚊子腿一解心头之恨。
“北极山地探险游”结束后，我会载着游客回冻脚镇，途中在智叟村稍作停留。智叟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