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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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遍地都是草簇。我每走一步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高高地抬起脚，不然就会被绊个嘴啃泥。走了差不多12个小时，我觉得鞋里仿佛塞满了尖利的图钉，扎得脚板突突直跳，一阵阵刺痛。我巴望着歇口气，却强迫自己不要放慢步子，因为哪怕停一分钟，蚊子——成千上万只蚊子——就会成群结队地钻进我的皮肤。渐渐地，我觉得胸口有股奇怪的紧绷感；渐渐地，我昏昏欲睡，只能靠意志强撑双眼。这种疲惫可能是脱水造成的，因为我已经一连6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出发前，冻脚镇的一位护林员提醒我，喝溪水会感染梨形鞭毛虫。
但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碘片，只要一小片就能净化32盎司＇15＇的水。等我拉开背包，才发现碘片放在保罗的包里，火柴和指南针也在他那儿。
哦，不……
分手的时候，我忘了让保罗把装在他包里的生存必备品分一些给我。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完美理由。现在我完全可以扭头回家了，营地里的人决不会因此看轻我。现在回头才是对性命负责，才是最现实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决定。对，我真的该回去了。
但我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能不能登上蓝云峰，但我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东西正岌岌可危。也许我一直表现得很平庸：平庸的学生、平庸的运动员、平庸的儿子，可我不想一辈子平庸下去。攀登蓝云峰似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原本这次登山和以往类似，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对户外运动老手来说，更是毫不费力），但现在，征服蓝云之巅忽然被我涂上了神话色彩，变得分外重要了。我立刻默默发誓，除非命悬一线，否则决不放弃。
凭两条腿走了近16个小时，我见识了险恶的地形地貌，背负着沉重却无法舍弃的旅行包，好像背着阵亡战友的遗体。每次休息，我都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再站起来，担心自己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大腿仿佛两个摇晃的水袋，腿肚子上的肌肉紧绷绷的，我生怕这副皮囊砰地爆裂，绽开热腾腾的血肉，活像两根被微波炉烤得通红的热狗。至于脚板，早就软得好似果冻了。我强忍着钻心的痛，一步一缩地往前迈。嗓子也嘶哑难耐，全赖之前的咆哮所赐，当时没把熊招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而我的肩膀就没那么走运了，血淋淋的一片，好不吓人。蚊子显然把我的三角肌当作饕餮大餐，背包又把运动衫抻平，牢牢地勒在皮肤上，方便蚊子们尽情享用。我一巴掌就能打死二十多只蚊子，在衣服上拖出一滩红红黑黑的肉泥。
不过，我每休息一阵都能再站起来，多走几步路；休息一会儿，又多走几步。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块奇异的地盘里打转，它的一边是我自以为的极限，另一边是我真正的极限——这块可大可小的地盘叫“未知”。它和我眼中的阿拉斯加一样，既陌生又原始，而且从未被驯服。
登蓝云峰就像在爬一座硬币山，每登几步，就会往下滑一步。因为脚下的山体实在太松，一脚踩上去，总会蹭得好几块石头叮叮当当滚下山坡。
我一步步往上爬。石块越来越大，模样很像鹅卵石。我可以双手攀住，借力往上登。有好几次我都以为够着山顶了，却发现还得坚持一阵子。
最后，我终于登顶了。晃悠悠地爬到一块大圆石上，我放下背包，转了一大圈。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峰连着一峰，它们披着蓬松的雪白地衣，其间点缀着绿莹莹＇16＇的苔藓，还有一片片斑斓的“豹纹”，那是朵朵云霞的投影。霞光中的群山好似一团团朦胧的火焰，又如白鲨舰队冒出海面的尖尖鱼鳍。置身其中，仿佛在参观一座地质博物馆：锯齿状的山脊、绿草如茵的小丘、冰川沉积而成的冰碛，还有水泡般隆起的冰核丘。时光仿佛凝固了，万籁俱寂，一景一物纹丝不动，不为追名逐利而喧闹、奔波。它们是那么的……哦，那么野性。明明是一片贫瘠的荒地，怎么会如此赏心悦目？5，000多英尺高的石头山上长满了顽强的苔藓和地衣，要是从前，光想想这幅场景就让我恶心反胃。而此刻，我面对着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厌烦。也许，草原牧场的吸引力在于富饶肥沃，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复杂精密，而布鲁克斯山脉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与世隔绝——它的美让人害怕，让人敬畏，让人忍不住天马行空地去想象。
山顶上凉风习习，吹开了我汗湿的头发，也暂时赶跑了一路紧逼的蚊群。我总算从种种不适中得到片刻解脱，心里想：要是还待在纽约州的家里，我这会儿在干什么呢？要么在超市推购物车，要么宅在家里打电脑游戏吧。但我现在却登上了蓝云峰的最高处。我是千里迢迢投奔阿拉斯加的推车工，是愣头闯入旷野的城郊小子，是初入北国蛮荒之地的“菜鸟”。
我没有悟出“气”的流转，也不觉得自己赢了谁、征服了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油然生出一股敬畏之情，一股心悦诚服的谦逊之情。和大自然的壮阔相比，我实在微不足道。
与保罗分开时，我们约定在出发地会合，那是一个废弃的矿工营，名叫“诺兰”。我当时还对保罗说，给我12个小时，我登上蓝云峰就回来。现在看来，我大大低估了路程的长度，高估了自己步行的速度。保罗按照原计划开了我爸的SUV回到诺兰营，却不见我的身影。也许这使他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我大概回不来了。他在SUV里睡了一觉，巴望我突然打开车门，钻进副驾驶座吵醒他，但一直没等到我出现。保罗开车在冻脚镇和诺兰营之间来回跑了两趟，还是无功而返。他懊恼得要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跪地祈祷。冻脚镇的同事们忧心我的安危，甚至开始猜测我被哪一种野兽吞进了肚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护林员听说后，立刻找保罗细问情况，估摸我生还的机会，还追问保罗我有没有“自杀倾向”。
“你刚才说你们没带地图，没配带野外生存装备，只背了一丁点吃的，穿着牛仔裤就动身了？你没开玩笑吧？”护林员吃惊地直摇头，“你们还不会搭帐篷，这算什么事儿？”
护林员登上他的丛林飞机，打算在空中搜索我。
我开始下山了。走了好一阵，却没法知道确切的时间。现在是夏季，太阳在北极圈上空不停地打转，明亮的日光叫人困惑。蓝云峰陡得很，我尽量背靠山壁，试探着下脚，还是踩落了一滩滩碎石。突然，背后的一块大石头松了，我往下滚了20多英尺，把旅行包的底部磨出了洞，牛仔裤屁股的位置也裂了个口子。
我被一头“熊”吓得干号，半晌才发现那是一块棕色大石头；路过岩壁时又惊跑了在那儿休息的九只野生大白羊，它们的角又大又弯，挺吓人的，幸好我遇到的是一群温和的母羊；抬头又望见一团孤零零的暴风云罩在了我的头上，如影随形，我顿时成了漫画里常见的倒霉蛋，走到哪儿都顶着一团黑云。这时，它泼下一瓢暴雨把我浇了个透心凉，背包和睡袋吸了水，足足重了10磅＇17＇
脚底的刺痛渐渐爬上腿肚子，缠住膝盖，溜进小腹，在腰背部扎了根。两条腿几乎迈不开步了，它们越来越重，越来越迟钝，好像要枯死的树干。我木然地抬腿，木然地挪动，不敢指望大跨步，只盼能维持漫步的速度。可我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摇晃。如果有人看到，大概会以为我是僵尸军团的急先锋，阴谋潜入阿拉斯加的犄角旮旯传播病毒；要不就是一个脊椎重伤的病人，刚刚能动弹就执意到野外徒步，只为证明自己够坚强、有能力。
打出发到现在，我连续不停地走了20多个小时，嗓子干得直冒烟，肩膀也勒得生疼，脚掌活像夹在汉堡包中的碎肉饼。一路作伴的只有来势汹汹的蚊子大军，它们争先恐后地扎破我的衣服、皮肉，气得我暴跳如雷，乱拍一通，手臂、肩膀、脖子、屁股都没幸免，那疯狂的动作活像神经病在跳拉丁舞。我还觉得有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盯着我——那一定是伺机而动的大灰熊。可我每次回头都没发现它。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受这样的痛苦，没走几分钟就累得趴下。看着不停哆嗦的手脚，我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撑到营地，而不是要多久才能回营地了。
又趴倒了。这回我干脆把脑袋缩进运动衫，勉强挡住蚊子的叮咬，伏在石堆上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后我怔怔地望着周围的地形，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从破损的口袋里掏出地图看了看，惊得大叫：“哦，不！”不是这儿。我一屁股坐下，再一次察看四周。
我走偏了大概10英里，除非我弄错了现在的位置，或者没搞清目的地在哪儿。太阳一直高高挂着，我无法凭日升日落分出东南西北，手头没有吃的，没有地图，没有火柴，更没办法打电话给身在冻脚镇的保罗，也不能发信号求助。
我想到了远在家中的爸爸妈妈，他们虽然想不通我为什么要来阿拉斯加，却无条件地支持我。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这样不负责？！我怎么能伤害亲爱的家人？！我孤身站在荒野之中，在人生的第一次远行里迷路了。
这当口我别无选择，只能注视着地平线，看看哪儿最像我之前经过的，然后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要走的路。
这时的冻脚镇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附近的森林起了大火，护林员得先驾飞机灭火，晚些时候才能找我。而保罗已经招呼同事组成了好几支搜救队。
但他不必动身了。在徒步跋涉28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了之前落下的塑料袋，然后是脚印、矿用卡车道，接着，我看到保罗在SUV里等我。
途中，我曾对自己发誓永不再远足。然而，几天下来，等我的脚痛减轻一些的时候，这段小小的冒险却让我生出一丝喜爱之情。说到回忆，我们仿佛是天生的编辑，本能地从一团乱麻似的经历中理出头绪，贴上相应的标签；或者将种种苦痛改写成温馨的记忆，整理成一个好故事。我心中的编辑会用一个章节描写攀登蓝云峰的过程，贴上“转折点”的标签，将它作为我自传里的幸福高潮。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发掘了藏在深处的意志力。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夏天，我一次次徒步回到布鲁克斯山脉，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
世上大概没有比登山更简单明了的活动了。不管用一个下午、一天，还是一个星期，登山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它能让复杂的生活简化，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竭尽所能，不轻言放弃。暑假的最后几天，我和保罗驾车回纽约州，有多快开多快。保罗总算按时回社区大学报到，我也告别大四，升入大五，成了“骨灰级”学长，准备把学士学位拿到手（在阿尔弗雷德大学修的大一学分，有一部分不能转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我便申请延期一年毕业，反正我不急着离开大学）。暑假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着。我不再脱发，眼睛也消肿了，抽动秽语综合征不治而愈，曾经萦绕耳旁的呼唤也销声匿迹了。可是，每一天我都能感到债务压身，越来越沉。
秋季学期刚刚过去一半，妈妈把我叫到案桌旁。她面前散落着一个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张张账单，我走上前，她一言不发地注视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道：“肯，我们得谈谈。” 哦，看来她有话不吐不快。类似的谈话在以往要不了多久就会演变成夸张的争执，最后，肯定有一个人气呼呼地冲出房间，嘴里还不停地骂对方犯傻——“你疯了吗？！”“你真是疯了！”“哦，我的上帝啊，你疯啦！”这种指控简直是家常便饭。
“我们得好好说说你的学生贷款了，”妈妈的脸上愁云密布，“你知道有多少债等着你还吗？”
“唉，妈，你就别操心了。我都和你说过了，没事儿，到时候我会解决的。”
妈妈显然非常焦虑——又是那种高烧般精神恍惚的焦虑。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曾经夸张地逼着青春期的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多次体检。弄得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清嗓子，要不她一定会担心我得了百日咳。在家里，无论天有多热，我都会套一件长袖衬衫，生怕她看到我背上的粉刺，又断定我得了脓疱疮。如果我的头皮不巧被蜘蛛咬肿，还叫她发现了，她会默默地盯着那个畸形的肿块，面色如土，眼里还渐渐涨满泪水，那神情好像在说：“哦，上帝啊，我的儿子只能活三个月了。”经历了一回又一回大惊小怪的误诊，我很难不怀疑妈妈的种种担心。我本能地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她的忧心忡忡，用一副乐天精神冲淡她的悲观情绪，用夸夸其谈应付她紧张兮兮的神经。
和妈妈恰恰相反，我从不去想那笔债。我当然知道自己借了学生贷款，也知道那是要还清的，但总觉得那一天还很遥远，仿佛是下辈子的事儿；又像科幻片中的未来世界——汽车满天飞，机器人满街走，连全民医保都实现啦。你看，从欠债的那天起我就有意把它赶出脑瓜子。我对债务的看法好比死亡：人终究会死，但没必要时时刻刻想着那个悲伤的结局，等时候到了不想都不行。我妈妈呢，满脑子晃的都是这笔债。每当她提起这事儿，我就耸耸肩，无视她的警告，把她的担心甩出脑外，心想，等我不得不还钱的那天再说吧。
“我真不知道你到时候怎么办！”妈妈说，“肯，你欠了32；000块钱，你打算拿什么还啊？”
“我的打算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应道，“到时候我就诈死，一了百了，你懂的。”
我用玩笑敷衍妈妈，但我真的闪过这个念头——虽然只有一小会儿。我想过拔下几颗牙丢进车里，把车烧得脆脆的，再推进安大略湖，收债人大概会以为我死了吧。一旦注销身份，我就成了黑户，成了影子国民，也许会和墨西哥裔流动工一块儿扫大街，住在比萨店昏暗的二楼隔间；或者干脆出国逃债，去充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