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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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现实状况，我的文章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生逢“经济大萧条”时期， 每个人都欠了债，许多人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我们的价值观在改变，思想意识也在改变。我想，时事艰难的时候也是改变的活跃期。经济繁荣的时候，要是有人自己种菜吃、自己缝补衣服，住在简陋、狭小的空间里，过着“穷日子”，别人见了大概只会心生同情吧。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独立，不愿依赖朋友、家人或是政府，不会一看到简朴就联想到贫穷，因为只有勤俭持家才能抗住经济危机的冲击。这时候，勤俭节约就成了一种美德，但我们赞美的并不是勤俭节约，而是它背后的独立自主。
我们看待自由的态度是何等随意！我们交出自主权的姿态又是何等草率！我们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在名牌时装、酷炫的跑车、新潮的电子产品和上流学校，花完了就贷款，这一切只是为了获得同辈的认可。但时尚潮流变幻无常，今天流行的，明天也许就成了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若拜入消费主义者的教堂，必须永远供奉变幻莫测的时尚教主。但是自由不同，它是一双真诚的眼睛，一副健康的体格、一阵开朗的笑声。流行的浪潮起起落落，自由却永恒不变。
可惜，事情永远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现在有了钱，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每天总是寻思着怎么翻新车子。我想装上太阳能电池板，买一个柴火炉，在车顶安一个行李架放自行车，把车外壳重新喷漆，连上网络。
有人曾经送给梭罗一张防尘毯垫在正门口，但梭罗谢绝了，说他更乐意“在草皮上把鞋底蹭干净再进屋”，还说“最好掐掉奢侈的苗头”。虽然我理解梭罗的用意，但也在他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不理智的坚持、不变通的刻板和愚昧的教条主义。梭罗也许真的拒绝了那张防尘毯，却没有拒绝母亲为他洗衣服的提议，只是在书中闭口不提罢了。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将自己塑造成标杆式的自立人物，但现实生活中的梭罗只是个不爱洗衣服的男人。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我大概也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吧。过去一年来，我一直拒绝家人的帮助，既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送礼给别人。可是从古至今，礼尚往来是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我真的不想欠债，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接受他人的赠礼或是经济援助也无可厚非。我们可以贷款买房子、买农场、读书、做生意，过得更开心、更惬意，还能畅想今后还清债务的生活将是何等光明。乔希和我虽然痛恨负债，但我们贷款上大学，接受的高等教育却是无价之宝。上大学接受教育是极少数无法转让或者拍卖的交易。
当我们想要成为“梭罗”或是“极简抽象派艺术家”时，当我们恪守某一套严格的理念、准则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我也是现在才领悟到这点。所以，我要去验证理念，而不是照章行事。我告诉自己，渴望得到某些东西是人之常情，要是手头宽裕，我也可以买东西，但绝不能陷入“要是……就好了”的泥潭不可自拔。
我对“要是……就好了”的思维方式知根知底。它随处可见。一个中产之家可能会想：要是家里有个游泳池就好了；一个百万富翁可能会想：要是有一艘游艇就好了；一个亿万富翁也许会想：要是有架私人飞机就好了。欲望无穷无尽。
我意识到有些人生活在赤贫之中，他们是真的需要抓住机会“往上爬”。有些地方的一部分人也许正在想：要是能让家人吃饱就好了，要是能读大学就好了。还有些人想喝到干净的水，想找一份工作，想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家。我相信还有些人会对我目前的状况羡慕不已。“要是继续当一个车居族就好了。”这也是我现在的心声。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时光、在杜克大学的学习经历，还有梭罗的作品，都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务必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而不是无休止地渴望当下自己没有的东西。
尽管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痛恨礼物、财富和债务了，但我仍然坚持之前的想法：在“零负债”的前提下读完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现在我的手头宽裕多了，不过，拿到杜克大学的学位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还得选修六门课，度过三个学期的时光，学费和教材至少还需要7，000美元。
第二十二章毕业了——一年半之后
2011年5月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
存款：1，156美元
2011年5月14日，我打了个激灵，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
这里是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大使套房”宾馆，昨晚，我爸爸妈妈和阿姨从水牛城飞到这儿，来杜克大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们定了一间套房，原打算三人合住一间大床房，而我睡在隔壁的折叠沙发床上。但关灯后仅仅几分钟，我就听到一阵阵恐怖的咆哮声，卧室仿佛摇身一变，成了侏罗纪公园，耳边仿佛有好几只恐龙在殊死搏斗。
没多久，我们就发现阿姨有打鼾的毛病。她的鼾声堪比野兽嘶吼，每一道声波都震得墙上的装饰画嘎吱作响，也让我汗毛倒竖。
不堪其扰的爸爸只好跑过来和我挤沙发。可是，我颤抖地发现他的鼾声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挨着他，就像挨着一群酣睡的狮子。
我只好抓起枕头，从浴室里拿了条浴巾蒙在头上，捡了个离他们最远的角落，凑合着躺下。
一个晚上没睡好，我第二天起来只觉得头重脚轻，焦躁不安。今天，我要参加人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毕业典礼，也要给为期两年半的车居试验画上句号。几个小时后，我就要代表毕业生致辞。一想到要当着教授们、全班同学和家长的面演讲，我就紧张得发抖。
我是个不善社交的家伙，喜欢一个人宅着。自从我把自己在杜克大学车居两个学期的经历公之于众后，校园里时不时会有人喊我“厢车男”。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挺享受当名人的感觉。我幻想自己和陌生人击掌，和教授们碰拳，和校工们握手，所到之处还能得到一群女孩的追捧，她们一见到我就捂着嘴藏起风流的调笑。或许，我还能收留一个灰心丧气的大学肄业生，好好开导。我还可以穿上宽松的白袍，蓄起胡子，站在我神圣的讲坛——停车场中央，为慕名而来的草根阶层演讲、布道。
不用我多说你们也想到了吧，在现实中这些幻想一个都没有发生。
杜克大学的管理机构吃不准该拿我如何是好，只能告诉当地的一家报社，他们准备为我提供“指导和咨询”。紧挨着米尔停车场的出租公寓里，一位租客向房东抱怨，说我的存在让她“浑身不自在”。接着，我被学校赶出了米尔停车场，不过，他们还是慷慨地给我分配了校内的一块停车场，条件是我得签署一份申明，决不起诉杜克大学，并且毕业后决不会继续住在学校停车场里＇40＇。
呃，好吧，还算公平。
接着，我又在车上住了一年，迎来了第二只捣蛋的老鼠，处理了一群蚂蚁——它们侵占了我的整理箱。如果遇到囊中羞涩、存粮耗尽的时候，我只好去学生活动大楼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我还选修了两门文学创作课和精彩纷呈的人文研究课，比如“经济理论史”“‘诚’的历史”。此外，我还进行了一项独立研究，题目是“学生贷款与自我”。
我读研的头两年都是在厢式面包车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乡间的一个小农场里，完成毕业论文。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借一分钱就顺利地毕业了，银行存款还有1，156美元，家当和我刚来杜克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如今我拿到了一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硕士文凭，没有自己的家，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一百多年前，梭罗对瓦尔登湖难舍难分，但仍然决定离开湖畔小屋，因为他还想“尝试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梭罗相仿，我将车居试验视为一段美好的经历，珍藏在心中，但我也想体验更多。具体是什么样的生活，我脑子里也没个具体的图景。
这时，一个机会从天而降，逼我立刻作出选择。一家知名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我在《沙龙网络杂志》上的文章，坚持邀请我当他们的撰稿人，薪水近4万美元，条件是一次必须签三年的约。只要我提笔签约，就有公寓可住，有医疗保险、稳定的工作、丰厚的薪水，就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
毕业典礼在华盛顿·杜克饭店举行。饭店非常漂亮，离学校不远，旁边就是一个120英亩的18洞高尔夫球场，放眼望去，一片青翠。饭店的门童穿着笔挺的制服，为我和家人打开大门。走道上摆着杜克大学历任校长的半身铜像，墙上的相框里镶着杜克家族成员的肖像，随处可见精巧的橄榄色垂坠布幔，这儿的每一样摆设大概都比我的厢式车值钱。我对杜克大学的奢华排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爸妈却是第一次见这架势，惊得简直合不拢嘴。华丽的水晶吊灯、花瓶里尤带露珠的朵朵鲜花、鸟眼枫木和胡桃木制成的精致桌柜都让他们目不暇接。
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都穿着最体面的服饰，毕业生们都穿着黑色的长袍。我的硕士袍下则穿着一件天蓝色衬衣，这是我花3美元从“救世军”买来的，西裤是十四年前参加返校舞会时的“老古董”，袜子是“北极之门”国家公园免费发的，脚上蹬着一双破旧的棕色鞋子。至于领带和内衣的来头，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和其他毕业生一块儿走进宴会厅，引座员带着我们一一入座。因为一会儿要致辞，所以我的位置就在前排。院里的一位老师上台主持毕业典礼，我抓住最后的机会紧张地翻阅演讲稿。
我静静地等待上台的时刻，眼前浮现出一张张面孔，他们都在我的故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梭罗轻视身边的社会，认为社会“无足轻重”，我却无时无刻不忆起那些在我人生旅途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们。
智叟村的杰克·里科夫依然在北极圈打猎、制作陷阱，带游客参观冻脚镇。75岁的“车居族”詹姆士还住在冻脚镇，为国土管理局工作，不过他已经离开了雪佛兰“巨无霸”车屋，搬进了国土管理局的温馨小屋。“墨西哥湾志愿保卫队”因为缺乏资金，已经解散了，我和大部分同事也失去联系。之前一块儿在加拿大划独木舟的队友，让我搭便车的好心车主也再没与我联络过。
萨米则继续着她的冒险之旅，在加拿大的河流湖泊里划独木舟，骑自行车沿公路游览西部海岸。现在，她一面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一面在一家滑雪场打工。听说萨米常常一个人搭便车出行，我告诉她自己为她捏一把汗，总算体会到当年妈妈为我的揪心劲儿了。查克搬到了波士顿市，在一家自然保护中心工作。我爸妈总觉得我有点怪，但从没表现出“疏远”我的意思。
那么，乔希呢？
乔希从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辞职后，就着手曝光学院的招生黑幕。有一家法律公司计划向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提起诉讼，乔希联络了这家公司，对方请乔希在抵制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的一则宣传广告中演出，希望能鼓励其他知情人士挺身而出，指证学院。2010年8月，美国国会对整个营利性教学产业“无情无义”的招生手段展开调查，乔希受邀到参议院作证。
你没看错，就是美国参议院！
乔希毫不犹疑地答应了。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举动会“自毁前程”，恰恰相反，他把这次出庭作证当作对自己的一次伟大救赎。
乔希从丹佛市飞到首都华盛顿。听证会召开的那天清晨，乔希从宾馆醒来，打开行李箱，惊恐地发现自己忘带西裤了。距离听证会召开仅仅一个小时，乔希披上夹克外套，打好领带，套上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冲上街头，在首都到处寻找男装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男士服装店，乔希大喊着请店员开门。时间尚早，店铺还没有正式营业，乔希绝望地拍着玻璃门，喘着粗气，向惊诧的店员解释自己的紧急状况。最终，乔希买到了西裤，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国会大厦，浑身都被汗水打湿了。
乔希坐在“健康、教育、劳工与退休金委员会”的各位委员面前，正视着汤姆·哈尔金议员、麦克·恩齐议员、艾尔·弗兰肯议员和其他委员。乔希的头发微微有些凌乱，衬衣领子的一角翻到了夹克外面。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非常庄重、严肃。
“普鲁因先生，欢迎你参加这次听证会。” 哈尔金议员说。
乔希清了清嗓子，首先感谢委员会主席，然后用颤抖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叫乔希·普鲁因，”他说，“我曾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担任招生代表。正如米库尔斯基议员所说，所谓的‘招生代表’其实就是‘赏金猎人’。”
接着，乔希描述了学院如何操纵、误导潜在的学生，招生部门的紧张气氛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自己为什么决定辞职。
“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我辞去了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招生代表的工作……”乔希说，“入职六个月了，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一直逃避的种种问题。在那儿工作，不符合任何一个层面的道德准则。于是，那个星期一，我走出了办公大楼，再也没回头。”
乔希继续说道：“我辞职的时候，没指望自己能很快找到新工作。当时我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入职的时候实在太天真了，居然希望能帮助高中生们升入大学，能在将来有个更好的前程。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直到辞职的那天，我还在担心我招进学校的那些孩子毕业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会不会白白欠下一笔巨款却什么也没学到。”
乔希的证词让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陷入绝境，虽然他们否认了乔希的几项指控，称乔希的言论是“处心积虑捏造的谎言”，还要求将他的证词统统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