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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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只需机械地重复，没有一丝创意。作为一个煎汉堡的厨工，我是一个“专家”，好比一颗螺丝钉、一只工蚁；但身为一个人，我却完完全全比不上智叟村的杰克。
我的日记本上有大片大片的空白，偶尔动笔写几句，也是在抱怨自己无话可说。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情绪波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今天和昨天过得一模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一模一样……你还有感觉吗？我已经麻木了。哭泣、大笑、暴怒，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我几乎忘了喜怒哀乐的滋味。拜托，让我气得直冒烟吧，让我哭得鼻涕横流吧，别把我关在这个虚无的黑洞里，一点点熬成木头人。
生活照旧，工作照旧。偶尔有游客来访，我就撞大运了，可以客串“极光之旅”的导游，驾着观光车把游客载到智叟村的杰克家里，一起欣赏北极光。
我第一次领队是在1月初。为了保暖，我翻出所有家当武装全身：换上保暖内衣（妈妈寄来的），披上风雪大衣，穿好羊毛袜，套上一双大号的白色极地远征靴（有人丢在育空河营地，乔希打扫时发现的），戴上木工帽（我花20美元从离职的同事那儿淘来的）和手套。
冻脚镇是地球上北极光的极佳观赏地点之一，它的上空正是极光椭圆区。太阳风会与大气里的分子或原子碰撞产生电离，形成绚烂多姿的极光，地球上能看到极光区域是椭圆形的。站在冻脚镇仰望天空，会觉得极光好像是从北边发出的，其实它就在我们的正上方。有些游客会选择冬季来冻脚镇欣赏这番奇景，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我驱车12英里把客人送到智叟村，这里的户外没有任何灯光干扰，美丽的北极光一览无遗。但是极光出现的时间不定，可能持续短短几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游客们一般会先在杰克的小屋里歇脚取暖，喝点热可可，我守在户外报信，极光一现身，我就冲进小屋喊大家赶紧出门。
气温低至零下40华氏度。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会儿倒也没冻僵。我干脆躺在雪地上凝望夜空，静静等待北极光的到来。
漫天繁星，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景色。家乡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郊区总是雾气朦胧，霓虹闪烁，我在那儿生活了23年，只能依稀数出几颗半明半晦的星星。北极圈的夜幕分外干净、清澈，数不尽的星星汇成波光粼粼的银河，照亮了一座座戴着溜圆雪顶的小木屋，仿佛种下了一朵朵白白胖胖的蘑菇。
我忽然觉得有股怒气升上脑门，好像刚刚发现有人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遗产。如果没来阿拉斯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真正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我纳闷，世上究竟还有多少动人的景象和壮丽的风景被文明的乌云遮住，而使我一直无缘得见？
曾经拥有，失去后才会倍加思念；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被盗时，才会勃然大怒。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想念北美候鸽，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掠过头顶，好似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我们很难对郊外草原上的一头头野牛产生什么感情；也很少有人想到夜晚的大森林里，树影间点缀着的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那些野兽才是森林真正的主人。过不了多久，洁白的冰川会消融，天空不再明朗，流水也不复清澈，它们勾起的美好情感也将随之销声匿迹。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掠夺，被盗走的是我们自己的遗产。要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怎么会想到要去夺回本该继承的宝藏呢？
一道极光陡然出现在空中，仿佛一条淡青色的绸带悠悠舒展，又像一只萤绿色的毛毛虫缓缓爬向东边的地平线。接着，几道极光平行着划过夜幕，好像给天空梳了个一边倒的发型。这些淡绿色光带很快开始跃动，有些蜷成一团，一蹦一跳；有的消失了；有的越来越粗，斗折蛇行。空中好似上演了一幕巨蟒猎兔的好戏，兔子们再灵活也逃不出蟒蛇的血盆大口。突然，天上百花绽放，七彩缤纷：艳红、亮紫、粉红、宝蓝……各色极光纷繁交织，时而俯冲，时而卷曲。它们的变化千姿百态，狂野迅捷，没有秩序没有规律，像一场五光十色的狂舞，又像罗夏墨迹测试＇19＇——你可以尽情想象眼前的图案，有的像大灰熊，有的像女性的曼妙曲线，有的像盘山公路……北极光仿佛被先祖附体的巫师，从篝火中砰地现身，疯狂地扭动肢体，为我们献上一场远古的祭奠。它像一阵沙尘暴，裹挟着数以百万的尘粒横扫沙丘，无论人类还是电脑都没法弄清它是怎么运动的。它奇异得仿佛天外来客，却又不会让人惊惧；它从天而降，足以令旁观者感到自在、安慰，忘记世间烦恼。几声惊呼过后，我、杰克还有所有游客都静静矗立，一动不动地凝望天空。
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如此古老的仪式，亲眼目睹数百万人领略过的风景，体验人类所能享受的不凡经历。金钱、名望、财产、配有两间浴室的房子……都不是指明人生轨迹的路灯。我们怎么能把有限的生命都耗在这些东西上？天上地下、万事万物都有消亡的一刻。也许眨眼间就会有一颗星星陨落、一座木屋腐朽坍塌。雕塑、绘画、史诗、我们采购的各类商品、孜孜以求的房子、宏伟的城市和屹立不倒的纪念碑，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曾经名震世界的国王和女王会被人遗忘，像秋天的枯叶一样被扫进垃圾堆。如果你能抬起头，用心打量这个孕育生命的大自然，你就不会再执迷地积累财富声望，白白浪费人生。当你仰望极光、心潮澎湃的时候，唯一合理的抉择是好好利用剩下的时间，追求崇高的理想。
每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和绚烂的极光出神时，总会意识到自己的“病根”在哪儿。平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是家庭、学校、工作这些外力控制了我，是学生贷款这个罪魁祸首让我身不由己（好像一开始签字借钱的人并不是我）。虽然我可能会在一家很好的公司上班，却痛恨那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能旅行，不能继续深造，甚至不能离开房间，因为还有一大笔债等着我还呢。
我私下又有些庆幸自己欠了债，甚至希望继续欠下去，偶尔有机会就把辛苦挣来的钞票花在“半吊子”冒险上——比如去厄瓜多尔奢侈地玩三个星期——这样我才不用分分秒秒都记挂着自己的真正任务：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一点一点还债，赎回自由之身。这好比在美国债务人监狱里一寸一寸地凿开墙，一寸一寸地挖地道，直到越狱出逃。
其实，我并不介意向现实低头，束手就擒，任“施虐女王”沙利美（美国著名大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缩写为“SM”）挥动皮鞭，无情地抽打我。任人摆布的日子反而更容易过，只要告诉自己“命运掌握在被人手中”，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我不必对自己的怏怏不乐负责，不用背负独立自主的重担，什么都不用做，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在困境中逆来顺受，心安理得，这和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和“家得宝”的老同事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拿这样那样的义务当借口，总之错不在自己身上。假如我真想成为自由的人，要做的还远远不止还清贷款。
那天晚上，我看完北极光回到营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心中涌起的豪情壮志。无论如何，我得先给自己定一个高目标。
我打开营地仅有的一台电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搜索了十所研究生院，准备申请读研（其中六所授予历史学博士，四所开设文学创作专业）。我这么做完全是一时兴起，完全把债务抛到脑后。我只想离开冻脚镇，只想回到良师益友身旁。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完全可以辩解说这是本科和硕士之间的空当年＇20＇。读研虽然是个老掉牙的脱身之计，但以我现在的处境却再合适不过。我还做了第二件事：找到航行者鲍勃的网站。他是个励志演说家。我在阿拉斯加南部港口瓦尔迪兹市听过他的讲座，得知他计划夏季出发，用两个月时间划独木舟横渡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河流湖泊。我记得演讲结束后我还上台和他谈过这事，但我扭头就忘了。现在，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发到他的电子邮箱，努力向他证明“我仍然是你要的人”。
第七章 “智叟”修理工
2007年春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16；000美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专心致志地筹备两件事：积极加入鲍勃的航行、申请读研究生。为了航行，我制订出严格的锻炼计划。每天下午，我都会在难得天亮的几个小时里，强迫自己走出温暖舒适的房间接受严寒的考验；为了进研究生院，我天天熬夜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材料，又动手做了1；500多张单词卡，正面写单词，背后罗列词义，我把它们一个个背下来，应对GRE考试。几乎全国的研究生院都要求考GRE。
最近我的社交活动几乎为零。艾弗里就跟呼吸一样频繁地猛吸大麻，营地老板只能叫他卷铺盖走人。其他工人几乎整日游手好闲，不是酗酒打架就是在别人的车顶拉屎，我只能把自己锁在屋里专心看书。除了简·奥斯汀、约翰·斯坦贝克＇21＇ 和杰克·伦敦的大量作品，我还读了巴里·洛佩兹的《北极梦》＇22＇、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罗素·班克斯的《拆云者＇23＇》 ，然后我拿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
我读着读着，不由得连连点头，忍不住划下一段段文字，还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笔记。一遍看下来，这本书几乎被我画满了符号。梭罗的字字句句把我长久以来的所思所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梭罗不到30岁就离开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搬进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他和一些朋友在那儿建了一栋10英尺宽、15英尺长的小木屋，独自在木屋里隐居两年多，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亲手制作所有的家具，自己种豌豆、劈柴生火。几年后，梭罗写成了《瓦尔登湖》（Walden），他在书中对极简的生活推崇备至，认为人们为了追逐物质享受、财富和名望往往会误入歧途，所以现代文明就是迷人心智的诱惑。
梭罗在隐居期间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事迹：他积极参与废奴主义者的“地下铁路”秘密网络，把得到解救的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乃至海外；他把自己的小屋当作临时避难所，向逃跑的黑奴敞开家门；梭罗拒绝缴纳人头税，以此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维护罪恶的黑奴制度、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身体力行“公民不服从＇24＇” ，他为此蹲了一天监狱，直到有人保释；他好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不仅会制作铅笔、勘探、教书，还是一位博物学家、诗人、木匠、石匠、园丁；他爱好吹长笛、跳舞、滑冰，每年秋天他举办的香瓜派对总是广受欢迎；他也会一连四个小时漫步于家乡康科德的树林和田野之间。历史学家称，梭罗从未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直到44岁去世那天仍保持处子之身。
我爱上梭罗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这么崇拜、仰慕另一个男人。
梭罗出生在一个铅笔制造商的家庭，19世纪30年代进入哈佛求学。一位传记作者在笔记中称梭罗的财政状况“总是起伏不定”。所以梭罗和不少学生一样，也曾休学一个学期打工，等挣够了学费才重返校园。梭罗毕业没多久就搬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那时他才恍然大悟：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大手大脚。他曾经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搭建小屋的各项花费，接着写道：“那些渴望栖身之地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所享用终生的住处，而其耗费又不会超过他们每年支出的房租。”梭罗说得太对了。我开始反省，学生们——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要在食物和住房上砸大把钞票？我们明明可以过一种更自在、更宽裕的生活，即便这种日子可能糙了些。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现代人一年必须工作五十周才能满足基本开销，而梭罗当年只需劳作六周就能足够一年的生活开销。
虽然《瓦尔登湖》出版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54年，但梭罗一百多年前观察到的典型现象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许多人缄默而绝望地活着”。梭罗认为他周围的大多数人甘当“土地的奴隶”，他们或案牍劳形，或辛勤耕耘，无时无刻不痛恨自己操持的生计，却又不得不含辛茹苦，只求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好让同样郁郁寡欢的邻里艳羡不已。梭罗的观点让我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智的人，只是被错误地关进了“疯人院”。我将梭罗视为人生导师，在囚室般的小隔间里细心聆听他智慧的低语。出于信仰，也基于经验，梭罗深信：“如果人们愿意简单、明智地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维持生计非但不是件苦差事，反而是一种消遣。”
事实证明梭罗是对的。冻脚镇营地的单身宿舍狭小逼仄，我已经住了近一年。这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盏灯、一台电视。我长这么大，手边还是头一回没有配套的电子设备可供我随意使用。营地包吃包住，附近又没有电影院、购物中心和其他诱惑我花钱的场所，我只能赚多少存多少。这里让我不得不勤俭节约：需要剪头发的时候，同事会代劳；需要换外裤的时候，从别人离职时丢下的旧衣物里捡一条将就。经历了这种不得不“将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反而变得更好了。
北极的白昼开始变长，天气也渐渐转暖，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了。与此同时，乔希的状况却越来越糟。去年秋天，他来到阿拉斯加，跟我一块儿在冻脚镇和育空河营地工作，冬季到来时他飞回了纽约州西部，之后却只能打打季节性零工，比如挨家挨户地送电话簿，比如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当快递员。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2月23日
标题：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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