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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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档，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 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受了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终于舒服地休息了。觉得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好事一小件（2）
霍华德从医院开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过来，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
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过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上了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拿起话筒，说道：“我才刚进家门！”
“这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是都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逼。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儿什么。
好事一小件（3）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巡视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俩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和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知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