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教堂
雷蒙德·卡佛
村上春树序言
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村上春树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一九八三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的短篇小说。我是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地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美国文学的新经典
说起来，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雷蒙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且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但平心而论，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雷蒙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之中，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作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我内心认为，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
幽默感与驱动力
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
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作品之中，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有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才能”来形容了。
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
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要负担幼小的孩子，为日常生活所累，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
他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所以卡佛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作品推敲细密
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让人不禁要感叹“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共同生活在一起。戒除酒瘾，重塑生活，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1）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着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 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 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 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出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Clatskanie，Oregon）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年底十二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十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办公室的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作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着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三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University of Syracuse）的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那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 ，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为普利策奖。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2）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七十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八十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1984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 ，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房东拿走。” 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陆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Hopeless…ville） 。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就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份子。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 。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3）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 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