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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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有敏锐的思想，经常能提出惊世骇俗的见解，使其创造了人生的辉煌。但是他在中共幼年时（理论上不成熟，力量又那么弱小，而且又必须服从莫斯科的错误指挥），出任中共的领袖，必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党的悲剧。
本章参考书目：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3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④《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⑥《向导》第2、22、128期。
⑦《前锋》第1、2号。
⑧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第四章 推动国共合作
1921年12月，即陈独秀从粤回沪接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久，马林离沪去中国南方考察了一圈，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了3次，翌年3月29日回到上海。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结果，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
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1921年12月，即陈独秀从粤回沪接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久，马林离沪去中国南方考察了一圈，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了3次，翌年3月29日回到上海。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结果，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
马林的这个建议立即受到中共的抵制。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伍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6条，主要是两点：第一，国共两党的“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政策“太不相容”。第二，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陈独秀说出这样的理由，并不是偶然的。他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先后与后来成为同盟会和国民党骨干的张继、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关系密切，先后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小政团，以及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一系列活动。但是，他却和苏曼殊、章士钊等几个朋友相约：不加入同盟会。他领导下的“岳王会”成员，后来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惟独他例外。所以有人说他是“不参加同盟会的同盟会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员”。这是因为他太了解同盟会和国民党了。
早在1907—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与章太炎、张继、刘光汉在一起。当时章等人在同盟会总部进行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刘以无政府主义攻击孙的三民主义；张要孙辞总理之职等。陈的挚友苏曼殊与刘住一个房间，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陈独秀以鄙夷的心理作壁上观，看热闹。不久，刘竟被清政府收买，成为同盟会中的坐探。这些情况，直到1926年，陈独秀还向柳亚子津津乐道，表示他对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的鄙夷之情。辛亥革命，陈独秀积极参与，饱尝了欢乐和痛苦，他认为失败原因是国民党过于与袁世凯“妥协了”。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长期间，曾想在教育改革上大干一场，一度成绩斐然，光芒四射。但是一部分国民党员却和反动势力站在一道，掀起3次反陈运动，终使其改革事业成为泡影。而且，一些国民党要人如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开始时以酸楚的心情看待陈炯明对陈独秀的信任和重用以及教改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称许广东教育事业“极有希望”，却故意数典忘祖，指名推崇汪、胡和国民党市教育局长许崇清，不提陈独秀。而在陈被人身攻击的谣言弄得狼狈不堪、叶不得不出来为陈辩护时，还说出这样揶揄的话：“……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得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陈在广东的这一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鄙视。接着，他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但当时党的纲领是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更使他处于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对立地位。
然而，陈与国民党最深刻的分歧，还是在政治思想和革命道路上。陈一贯站在全民解放的立场上，主张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在反袁复辟帝制时提出“国家应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保障人民之权利”的团体，为此，他强调应唤起民众进行革命，不赞成同盟会单纯的“排满”纲领。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他也看不起孙中山在辛亥后不重视民众的发动，而依靠军阀倒军阀的军事冒险。他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反袁、护法斗争，“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在这样的认识上，他当然对国民党没有好感甚至说出“宁死不加入国民党”的话来。
陈独秀所指国民党这些缺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满口号，辛亥前是反清革命，不能一概否定。军事斗争也是如此，孙中山的做法有缺点，但他重视军事的思想是可取的。
二、“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陈独秀一生，思想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不断进取状态。在他上述给维经斯基写信后不久，张国焘等参加莫斯科远东会议的代表回国，陈了解并学习这次会议精神后，思想开始转变，承认“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中国革命分两段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转变使他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和当前革命的任务，重新认识国民党，即不仅看到它的缺点，还看到它在中国政治中的积极作用，说“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谈得上革命外，并无其他可观的革命势力”；还称赞国民党在广东“保护劳工”，“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陈独秀有了这个认识以后，首先接受的是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在中共“二大”上通过送交给国民党时，孙中山拒绝了。马林也认为党外联合的主张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马林在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之后，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革命“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并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1．2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5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而对共产党，报告却指责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
马林在中国南方走马观花考察了一阵，就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和国共两党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抹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明显夸大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夸大国民党与工人的联系，轻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显然是主观片面的（而且，直到1923年5、6月份中共“三大”期间，他在给共产国际的信和报告中还说中共“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然而，这个政党的成立大会，恰恰是他自己催开的）；但是他提出的当时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应该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迅速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意见，不能不说是有远见的。
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17日举行会议，讨论他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国共合作并取“党内联合”形式的决定，还委派马林来华执行这一政策。鉴于陈独秀曾致函维经斯基反对这个政策，维还特意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签署了另一个给马林的文件，其中写道：“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这等于给了马林一把“上方宝剑”，使中共处于不得不服从的境地；所以，陈独秀以后的思想转变打上了“组织服从”的烙印。随后，马林带着这些“武器”返回中国。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使国共两党进一步接近起来。
第一件，1922年6月16日，广东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平叛失败，流亡上海，处于绝望之中。事变一开始，陈独秀就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致函中共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坚决支持孙中山。但因陈公博和谭植棠继续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开除了谭，严重警告陈（陈因此退出了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并堕落为汉奸）。谭平山因优容二人，受批评后暂时离职。
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实在不易，因为他与陈炯明的关系，以及与广州支部的关系，远远超过与孙中山的关系。特别在1921年广东内外某些国民党人参加的“反陈（独秀）大合唱”中，只有陈炯明是了解他，支持他的。而且他早就担心，加入国民党可能危及共产党在广东的活动。在4月6日给伍廷康的信中，他已觉察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该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至于他与二谭一陈师生加同志的关系，更非常人所能比拟。因此，陈独秀这次舍陈拥孙，确实表现了为了革命利益而“大义灭亲”的气概。“患难识知己”，孙中山在患难和绝望中得到如此巨大的支持和友谊，深受感动。
第二件，上述事件后不久，8月9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在各界营救活动中，孙中山曾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独秀出狱后，即与由京来沪的李大钊一起，同国民党代表张继商谈“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29、30日，在马林建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个党以推动革命”。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他的观点，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但他也提出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模、向他宣誓服从的入党办法。张国焘等少数人仍反对加入国民党，最后表决，多数同意而通过。孙中山也积极响应，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条件，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
陈独秀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转变。所以，他在第二年的中共“三大”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人员，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由上可见，陈独秀这次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有思想转变和组织服从两方面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一旦接受之后，完全自觉地积极创造性地推行这个政策，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西湖会议后，他就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一起，拜会孙中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接着他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8月26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认为中国政治状况之一是“政党之萎弱。……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该报在刊登此文时，画龙点睛地加了一个“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9月4日，陈独秀与张太雷一起，参加了孙中山约集的各省在沪党员座谈会，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6日，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9个成员之一。
1923年1月23日，陈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回来后，被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为“参议”。4月10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委员长，启印视事，工作半年，到国民党召开“一大”止，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如帮助起草并修改国民党改组计划等。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共产党的工作加以配合。这年12月25日，鉴于各地党组织对加入国民党工作“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他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