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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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陈独秀知道后十分气愤，斥之为“雇佣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关于马林的工作作风。在上述一系列认识上的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即按其主张行事，结果表现为作风傲慢，对中国同志不尊重。例如当时他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马林就不与中共中央商量，私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声言再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就这样，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突然被捕。不料他与马林的关系却因此事件而出现转机。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当时党初建，没有经验，组织和工作都相当暴露，不善于保卫工作。因此陈独秀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两次在家中被捕。而且家中到处堆放着当局禁止的“过激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等。
10月4日，法租界巡捕因见陈独秀回沪并与监视对象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说要见陈，并见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妻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都不认识谁是陈独秀。
到捕房登记时，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的身份暴露。褚、邵在弄清身份后放了。陈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陈独秀）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
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在牢中，陈独秀对别人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其他人出去后继续干。
实际上，因马林来华后的行踪完全在租界当局的监视之中，他在荷兰和印尼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身份，也令当局高度重视，因此他与陈独秀的来往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但是审问和搜查的结果，除了《新青年》之外，没有别的证据。
陈独秀被捕，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判《新青年》为已被封闭禁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陈独秀了解到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出狱，除了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和铺保有关，很感动。“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两天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1）
陈独秀与马林和解后，即着手制订党中央的工作计划。11月，他终于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从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应全力开展劳动运动，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也应“切实注意”；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
在这个计划中，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中心工作。陈独秀对此也倾注了许多心血。
首先，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阐明工人运动的纲领和各项政策。如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厂、矿山、交通部门劳动的“近代产业工人”；最终目的和策略，“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意义等。
其次，加强组织领导。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处后不久，又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5个分部，并安排各地中共区委领导人直接负责开展工作：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夜校、组织产业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
第三，直接指导罢工斗争。随着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各地很快出现罢工潮。陈独秀密切注视斗争动向，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招牌工会破坏罢工的阴谋，协调各地区工人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即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他又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
就这样，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很快出现历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达100多次，罢工人数21万人，而且大多数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故而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的美称。
但是，由于没有全面考虑到中国国情，单纯地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开展工作，使工人运动很快处于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中外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初次面对中国工人的罢工潮而一时显得束手无策，使大多数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惊魂稍定之后，立即集结反动武装，很快就把工人运动打了下去。许多党的早期优秀干部牺牲。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被血腥镇压的“惨案”开始，工人运动即转入低潮。形势逼迫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22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其“二大”精神，又召开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工人代表邓培，明确表示了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这等于否定了中共“一大”确立的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发生联系的原则。但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革命，在理论上就要解决中国当前究竟进行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引起讨论，结果得出了被称为“国民革命论”的第一个结论：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用电报把这个结论发给中共中央。李达说：“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张国焘和10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陈独秀认真研究国际指示和“远东会议”的精神后，很快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6月15日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2）
根据这个精神，陈独秀又在7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为实现这个任务而采取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从而为实现国共合作开辟了道路。陈独秀则在9月20日发表的《造国论》一文中，第一次采用“国民革命”的概念来论述当前的革命，指出：“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从本文开始，他宣布：中国共产党“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并且后来“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陈独秀后来说明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因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
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成果，而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以示“国民革命”并非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萌芽，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成果。所有这些表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在摸索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了解本国国情，制定斗争纲领和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但是，有人认为陈独秀在这次转变中又走过了头，滑上了“二次革命论”的歧途。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中称：“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王若飞说：“二大”的这个缺点，“产生了在第一个革命中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主义此时也就产生了萌芽”。
其实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的，也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不过是第一，包括陈独秀和后来的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估计到，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在时间上会很长很长。第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以客观上哪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强大来决定的。在当时，中共那样弱小的力量，与不断受到苏联强大的武装力量支援的国民党相比（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斯大林认为中共只须做国民党的助手和苦力，因此不给中共一枪一弹），根本无力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
所以，中共“二大”后，随着工人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陈独秀在接受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执行共产国际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政策的过程中，就迅速由“一次革命论”者，变成“二次革命论”者，其主要观点是：
（一）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这个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因为产业落后的中国，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幼稚的，“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共产党“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而农民则由于“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二）民主革命胜利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他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资产阶级利用劳动阶级之助获得胜利后，阶级斗争日趋明显而强烈，以阶级利益冲突之故，资产阶级利用政权压迫劳动，此属将来必至之事，两阶级政治之斗争，自此始起。”
陈独秀以上言论是为贯彻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决议和命令而说服党内强大的反对势力而说的，强调的是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陈独秀思想方法爱走极端的缺点。但大革命失败后这就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证”，反复批判。
实际上，陈独秀这种认识，正是当时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所以他们全力支援国民党，压制共产党。不过在国民党取得胜利而对共产党实行镇压时，他们才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
陈独秀有敏锐的思想，经常能提出惊世骇俗的见解，使其创造了人生的辉煌。但是他在中共幼年时（理论上不成熟，力量又那么弱小，而且又必须服从莫斯科的错误指挥），出任中共的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