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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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之拱手道谢！”胡适则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
　　由此看到，陈胡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不仅如此，争论之激烈，有时还大失学者风度，发展到人身攻击。

　　二、与胡适奇特的友谊（2）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指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十分可贵的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
　　二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这年12月，二人为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争吵起来。《晨报》是梁启超研究系为背景的报纸，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示威，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
　　对此，陈独秀认为“该烧”。胡适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攻击陈“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怕的是这种不容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他没有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二人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到何等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1921年10月、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为提前释放陈独秀，胡适也出了力。
　　陈独秀也是如此，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一般允应，在《努力》创刊前，还不断把文艺稿子投《新青年》。此外，陈还求胡为张申府寻找工作，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书籍等。1932年被捕入狱后，又求胡适提供狱中研究用书和纸笔等；甚至要求胡帮助解决翻译出版《资本论》，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并认为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还劝胡从著不从政，云云，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时，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得知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这时的陈独秀够可怜的，颇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忽发愿要作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关系是20—40年代中国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社会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图存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三、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1919—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而与胡适等人分裂时，鲁迅似乎取不介入的中间立场，因他埋头于创作小说，对政治思想上的争斗不感兴趣。但从感情上来说，他是接近陈的。他说过：“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几把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却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内无武器，请勿疑虑’。”因此他对胡适企图一人控制《新青年》表示反对。陈独秀去上海时，他就主张把《新青年》归还给陈独秀。现在他“赞成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任他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
　　所以，当胡适对《新青年》不满而表示消极时。陈独秀等上海同人都来争取周氏兄弟继续为《新青年》写稿，特别是请鲁迅写小说。陈望道在1921年2月13日致函周作人，表示对胡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不满，说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上海同人与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在另一封信中，陈又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陈独秀还在15日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鲁迅欣然允诺，所以鲁迅把他这时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直到1933年他在谈到自己是怎样做起小说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于是，他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大量反封建、抨击黑暗统治的杂文、短评、白话诗，以及翻译小说、童话、文艺论文等。而且不仅自己写，还不断地寄周建人、刘半农等人的稿子给陈独秀。
　　但是，对于1922—1927年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鲁迅亦不介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转向托派而反对中共时，鲁迅却逐渐靠拢共产党，配合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二人出现了互换立场、擦肩而过的现象。
　　1935年，王明在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鲁迅为了补充上海地下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右倾口号的不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既要扩大统一战线，又要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批评了“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行为，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托派以为鲁迅也与他们一样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化名陈仲山亲自写信给鲁迅，攻击中共新政策的同时，吹嘘“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以图争取鲁迅同情与支持。当时鲁迅病重，年轻的共产党员冯雪峰为鲁代拟答信，斥托派“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颂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当时在狱中的陈独秀尚持托派立场，知道此事后大发脾气，写信出来责问托派临委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攻击鲁迅对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逝世以后，1937年，陈独秀发表《我对鲁迅之认识》，改正对鲁迅的误解。说“鲁迅对于他们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死”。
　　可以说，知鲁迅者，陈独秀也。

　　四、向广东旧势力宣战

　　从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开始，陈独秀在探索中国衰败的原因时就注意到中国的教育制度腐败是国民性落后的关键之一，因此，一直提倡教育改革。不过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只知效法西洋教育，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宣传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教育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而非单独脑部的。”这个教育方针比起封建的科举制度来，自然先进得多。他希望贯彻这个方针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青年来。就是说，这时陈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个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并在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期极力推行，使教育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革命之一（另两个是伦理革命、文学革命）。
　　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不仅继续强调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和全面发展的方针，更深刻地看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意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总之，陈认为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根据这个思想，陈独秀提出，要纠正旧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陈独秀这个思想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他带着这个思想于1921年初来到广东，决定大干一场。在他受聘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之前，他就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说作同一之趋势。这表明陈不务虚名，而要实干，因此要实权，特别是行政权和财政权。陈炯明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一上任就提出三大改革教育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戏院、音乐及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等。接着，陈独秀就雄心勃勃，多方筹划，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掀起广东教育改革风云。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该所从社会青年中招收学员，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骨干。
　　开办工人夜校：陈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创刊《劳动与妇女》等，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
　　陈把自己在广州的住所取名为“看云楼”。其实，他不只是观看风云，而是倒海翻江自搅风云。他是一个天生的社会变革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