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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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三）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原先，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于是他就接受了胡适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桂冠”。
50多年过去了，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英明的预见。由此表明，陈独秀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上述思想言论，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因为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如此的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有碍联苏抗日的外交，因此，报上刊登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后，当局就禁止再刊登该文的下篇。已经排除了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虽已离开了党，但毕竟当过几年党的领袖，于是就托陈的朋友朱蕴山等去说服他，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不让他再在外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
本章参考书目：
① 陈独秀：《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版。
②《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③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④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⑤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⑥ 中国托派中央关于陈独秀问题的几个决议，载托派中央内部油印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
⑦《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1948年托派印发。
⑧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⑩ 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第29、30期。
｛11｝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却先自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瞿秋白只好提前下车暂避，待陈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下车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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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领导层
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共产国际，是他的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为了解除苏俄政权遭受列强围攻的困境，必须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输往全世界。在东方各国组建共产党，开展民族革命，用以配合苏俄，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外交目标和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宰决策，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共产国际和苏俄驻华代表，为推行东方战略，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扶植亲苏政权，力图将中国革命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
瞿秋白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共产国际及其理论战略的第一人。他指出，俄国革命的惟一出路是推行世界革命，这使苏俄存在两种外交：一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共产国际。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政府外交，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民众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与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两者派驻中国的代表，被赋予充当指导者甚至“保姆”（斯大林语）的使命。中国革命过程中，先后发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右的或左的错误，其指挥者均为这些驻华代表，而其决策都源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这些决策和指挥，一旦导致革命失败，中共的执行者便毫无例外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充当决策者的替罪羊。
由驻俄记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三句话，可以全面、准确地概括瞿秋白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其中有十二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从而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1923年，对于24岁的瞿秋白的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都是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到中国，成为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成为中共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这一年，瞿秋白主持起草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纲草案，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并作为苏俄来华代表鲍罗廷的助手，参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这一年年底，热恋中的瞿秋白在写给未婚妻王剑虹的情书里附有一首情诗。诗云：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虽是一首情诗，却映现了瞿秋白精神世界的重要侧面：他的一生都在20世纪前期中国那个冷风凄雨，严霜寒雪的环境中，同国内外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们斗争着。他自诩为“检点新泥”，直射云天的春燕，“斗寒潮”、“衔春色”，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回春再造。这首诗，象征着青春，热情，追求，信念，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1923年，成为瞿秋白走向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起点。
一、青年革命家（1）
自莫斯科东行的列车，顶着呼啸的狂风，奔驰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沿途俄国居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列车上也变得清洁舒适。瞿秋白感到俄国变化这么快，与他两年前以驻俄记者身分来俄时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啊！
先是，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在圣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进一步推行列宁的东方革命战略，以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前来出席大会，瞿秋白也参加大会并担任陈独秀的译员。大会结束后，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随陈离俄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却先自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瞿秋白只好提前下车暂避，待陈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下车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当火车驶近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的蓝顶和城楼的黄瓦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众议院门前的一群持枪弄棍的军警，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要求解决教育问题的青年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武夫（这时北京政府由军阀吴佩孚控制）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它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瞿秋白指出，中国若要实行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乍起的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瞿秋白回国不久，就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指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以官僚、政客为代表属于士绅阶级的旧的势力，他们是应被割除的肿瘤；一部分是以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教师、职员、青年学生为代表属于新兴阶级的力量。前者是专制派的镖师，后者是民主派的健将。新型的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在革命运动兴起，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清晰地解析知识分子的新旧分野，指明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很必要的。
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纯白家中。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北京政府外交部准备聘用瞿秋白在部内任职，月薪200元。瞿秋白委婉地拒绝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纯白的住宅是个不小的四合院，瞿秋白住前院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纯白夫妇住室相对。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春天开花时节，一片粉云映窗。瞿秋白经常在夜里伏案写作，睡得很晚。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堂兄嫂和侄儿重华、小农，兴味浓厚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完这首歌，他轻声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笑着耐心地给重华讲解工人农民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如没有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都笑了。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歌词在当时中国已有三种译文，都不大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上口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重新配译中文歌词。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8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青年革命家（2）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由上海迁往北京。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死伤工人500多人。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李大钊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取教授席位，执教俄国文学史，北大迟迟不发聘书。不久，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向导》，为这些刊物撰写稿件。他还抽空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精辟地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是决不过分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