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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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讯砉赂锩だ男鄯纾耘派降购Ｖ朴咳胫泄乃愕梗唤幼牛�1920—1923年，瞿又在莫斯科待了三年，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同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因此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再加上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检查的在矛盾斗争中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使他始终不能为坚持真理而顽强斗争，而总是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这种情况说明，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瞿秋白是十分软弱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那篇长篇自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和麻痹自己。他虽然因此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而留在了党内，但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后，“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请看，一个在1924年回国和1927年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时，那样勇敢地写文章与领导层的错误路线进行勇敢批判的战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麻木不仁、作贱自己的懦夫，说明近十年的党内斗争多么的残忍，完全杀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
一个是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或不敢与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作斗争，一个是在这种斗争中不计后果。说明二人都是书生革命家，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克服党内错误倾向，执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路线，又能较好地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安全。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③《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三部分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第九章 爱国情殷苦支撑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恰在这时，刘仁静、王文元等又一批在苏联加入托派的共产党员留学生回国，王等根据当时托洛茨基关于在共产党内活动并争取改造共产党的指示，在党内隐蔽下来，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表明托派观点后，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他回国时，曾绕道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假名“列尔士”（Lels），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信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来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一天，陈独秀与尹宽代表托陈派，史唐与宋逢春代表“我们的话派”，在刘仁静家里谈判。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哔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独秀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当谈到大革命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老干部在大革命时期过过一段优裕的生活，现在怕艰苦了。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对方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二）托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史与宋个人表示接受条件，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总干开会时发生分裂，梁干乔因在莫斯科时就见过托洛茨基，以中国托派“正统”自居，想做当然的领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总干宣传部长张师视陈独秀等人加入托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此反对他们加入。讨论结果，多数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加入，但有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
其实，托陈派中彭述之、尹宽也都反对附属于留学生托派，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他们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于是，他们认为总干提出的三条件带有排外性和侮辱性而加以拒绝，决定自行组织起来，正式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不承认被开除；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订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1929年9月的事。接着，他们就在中共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最后导致他们被开除出党。12月，他们在陈独秀主持下开了一次会，通过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81人在上面签名，其实只有五六十人，其他都是假名。上面列名而还在党内的，均被开除出党。他们建立了陈独秀为书记的5人常委会，创办《无产者》为机关报，因此被称为“无产者社”。陈独秀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重要文章，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传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共产党不应该离开城市工人阶级而到乡下去，否则就是背叛工人运动，共产党就会变质，变成“农民党”甚至“土匪党”；特别攻击红军是“流寇”和“土匪”，除了被收买或消灭，没有任何前途。
与此同时，苏联在肃托运动中，查出隐藏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名单，其中已经回国的，就通报给中共中央，中央在《红旗》机关报上发表公告，要他们表明政治态度，作新的选择。结果绝大多数不理或拒绝承认错误，也均被开除。他们有的加入“我们的话派”，多数人与刘仁静、王文元结合，成立了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因机关报是《十月》，就叫“十月社”。另一些留学生则成立第四个小组织“战斗社”。他们一方面与“我们的话派”争夺中国托派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都攻击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即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提出“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攻击红军是“土匪”；中东路问题上提出反对“误国政策”口号；不愿解散旧的小组织等，吵得一天星斗。同时他们又把这些争吵的情况写信告诉托洛茨基。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托洛茨基起初听信留学生托派特别是刘仁静的话，劝他们吸收或联合陈独秀派要慎重。但是，在读到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写的《告全党同志书》（批驳中共中央开除他的理由）后，他的态度一变，热烈地欢迎陈独秀，并要青年托派向陈独秀学习。1930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或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批驳了青年托派加于陈独秀的所谓机会主义五大错误的说法，指出除了称红军为“土匪”不妥应予纠正外，其他意见都正确，而且使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通俗化”。他要求各派小组织无条件地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国际也写来了同样的信。
于是，三个青年托派组织，不得不派出代表来与陈独秀派协议统一。但是彭述之等人却因此翘尾巴了。特别是彭，青年人见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摆老资格，拿臭架子，又低能无德，十分厌恶。他因此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在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便操纵“无产者社”参加协议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的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实际上要求以“无产者社”为中心来实现统一。
尹宽把这个情况告诉陈独秀后，陈对彭的“阴谋诡计”表示“深恶痛绝”，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于是，他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王文元说，如果不统一，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同时，陈独秀又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取消“算旧账”的思想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的办法。陈独秀还采取断然措施，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充任代表，与其他各派代表平等协商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推动托派统一，一是受了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来信的感动，二是针对当时共产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由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想使托派早日统一，取代共产党以领导革命。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陈独秀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议一帆风顺。1931年5月1日至3日，按各派人数20人出一个代表，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幢临时租来的房子里，召开了中国托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统一大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后才能出去。大会通过了“政纲”、“职工运动”、“组织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了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