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这种情况在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文件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在陈独秀身边就出现了派别活动。一些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职务的人，如彭述之及其妻陈碧兰、尹宽、何资深、郑超麟、马玉夫等，对“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并使其下台不满，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陈独秀反对这种活动。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他认为莫斯科和党中央是真诚革命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会接受他的主张的。所以他们的宗派活动也慢慢熄灭下去。但是在他们接触到莫斯科归国留学生传播的托派文件后，又死灰复燃了。
　　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在联共党内就组织起反对派，与斯大林为首的掌权派就苏联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争论，其中中国革命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分学生拥护托洛茨基，逐渐形成一个派别，接受苏联托派的指导。1927年11月十月革命10周年大庆时，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红场上举行了反斯大林游行。事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翌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继又驱逐到土耳其），参加事件的中国学生则被遣送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积极传播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
　　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一些这样的文件后，惊喜异常，“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发现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斯大林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恍然大悟道：“当你们（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并说“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
　　关于今后的革命路线，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因此，“中国第三次革命（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称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引者注）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而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即用“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谓“一次革命论”。但是，当时中国是“反革命时期”，“并无革命局势”，因此，“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结合“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给农民”、“争取民族独立”等口号，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争取群众，等待革命形势到来时，发动全国暴动，一举夺取政权。陈独秀基本同意这条路线，有一个小小的分歧是，认为在夺取政权后会有一个哪怕是很短的完成民主革命的时期，这是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长期分歧的焦点之一。后者认为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附带完成遗留的民主革命任务。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路线后，就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即反对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规定，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反对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夺取政权的运动，等等，并在1929年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
　　这是陈独秀由改良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后，又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

　　四、众人皆醉伊独醒

　　在给中央写8．5长信的前后，即7月28日和8月11日，陈独秀还给中央写过两封信，反对中央在当时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的政策。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就全面推行亲帝反苏反共政策。5月开始，在东北制造一系列反苏事件，武力接收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并在中苏边界线上布防，摆出进攻苏联的架势。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表示喝彩和鼓励，并提出共管中东路的方案，企图趁火打劫。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发动一个“保卫苏联运动”的指示，对这个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群众游行、罢工。
　　党中央之所以如此，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这次事件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陈独秀在7。28信中要求中央在宣传上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指出无论中苏战争还是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而且，国民党对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形势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作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至于世界大战“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的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地作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为此，陈独秀要求中央迅速纠正。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的意见有“很严重的原则错误”，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这种批判，在8．11信中进行辩驳，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并且成为陈独秀接着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指示苏联、中国和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拥护斯大林的路线”。所以，中国托派也始终把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批判成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或敢于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托洛茨基提出的“保卫苏联”口号表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陈独秀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被开除出党（1）

　　如上所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之所以被中央视为原则的错误，一是这个意见是直接反对共产国际的，而共产国际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转向托派，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陈独秀的矛头都指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陈独秀这时还同周围意见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党内活动，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件给他们看，宣传托派的主张，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从而在党内造成混乱和分裂，到1929年11月他们被开除时，发展到五六十人。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的这种非组织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6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指出：“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陈独秀8．5信中的意见和刊登在党报上的要求，党中央予以拒绝。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
　　陈就指责中央“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并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10月6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要陈独秀，“必须立即停止超越组织的活动”；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接着，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因为中共的党制，从陈独秀创立开始，就不允许在党内有不同的路线，不允许有反对派。所以，如果他们还想留在党内，应该悬崖勒马。但他们觉得自己握有真理，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和彭述之在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他们“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国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然而，陈独秀在2月27日回信时却在全面而猛烈抨击国际和中共路线后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五、被开除出党（2）

　　就这样，陈独秀被无可挽回地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他们在党內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
　　这种情况与瞿秋白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因此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倔强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因此他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瞿秋白与他相反，早年曾信奉主张消极退让、避世厌世的佛教和庄子学说；五四时期转信民主主义时，这种思想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却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