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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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美国人纽曼来到武汉。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一行人，在武汉反共后已被“礼送出境”。罗明纳兹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反对机会主义，惩罚陈独秀，他不能再任总书记。接着，罗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因为“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认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不欢而散。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临时中央有人主张应该请陈独秀参加，罗明纳兹反对。会议通过了罗起草的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实际上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但是，显然由于意见分歧，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告诉他关于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要求，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本章参考书目：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
　　⑤《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9—8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
　　⑦《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⑧《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⑨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海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⑩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德雷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转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
　　｛11｝《多余的话》，转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第八章　误入迷途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他也不断向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8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召见乔年和汪原放，对汪说：“我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趟，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当时汪担任着党中央出版局局长的工作，公开的身份是汉口《民国日报》国际版编辑。他到上海后，汪孟邹说，陈独秀可以来上海。当然，条件是不能进行革命活动。陈独秀完全同意，其实他已经作了长期隐蔽的思想准备，并让乔年告诉汪原放，党的工作“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亚东图书馆）事做好要紧”；还让汪去找陈的老朋友光明甫说情，到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搞一个位置，作为“护身符”，让他到上海后不要再与自己联系。
　　9月10日（八月十五日），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人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不时沉吟：“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亲自去看望陈独秀，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陈独秀虽然犯有严重错误，并一再拒绝国际和中央要他到苏联去的决定，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等，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党籍，张国焘留党察看，他们实际上也成了罗明纳兹等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期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觉负有责任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但他反省的结果，始终不明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另一方面，他拒绝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的决定；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请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的研究。这是他个人的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以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不管人们怎样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其中的北京话，请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此稿完成后售给了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王云五与国民党关系甚深，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作者，于是，王云五、张菊生、胡适、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5000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的，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一方面以“寸铁”短文，抓住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等国民党、北洋军阀反动派的丑恶表现，极尽嬉笑怒骂，及时揭露与批判，很有战斗力。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19期上，连续发表了151则“寸铁”；还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双日刊《上海工人》骑缝上，多次登载他写的讽刺国民党的歌诀《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另一方面，他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是瑕瑜共有的，但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党内，从上到下，忠实执行莫斯科的路线和指示，已成习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独立思索中国革命问题。这些意见大致如下：
　　关于形势与革命策略问题，他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所以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更反对“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承认大革命失败，看到革命进入了低潮，主张退却和防御，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党内同志，特别是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承认大革命已经失败，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于是，在1927年11月，终于发展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但是，陈独秀的“低潮观”也有缺点。他从武汉到上海，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看到的除了革命失败，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势力的强大，因此以为全国都是低潮，主张全面的退却和防御。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造成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农村还在发展；北方消沉，南方有大革命影响的地区却相当活跃。于是，毛泽东的“低潮观”主张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在南方数省有群众基础而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
　　关于革命性质和纲领，瞿秋白党中央认为，武汉反动后意味着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莫斯科又在9月终于明确指示中共退出国民党，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因此在广州暴动中提出了建立“工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陈独秀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党中央采取的“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指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建议“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这表明他这时还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还提议，“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后来他转向托派时，却背弃了这些正确的主张，晚年才有觉悟。
　　陈独秀把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正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当然不予采纳。
　　这时，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望陈独秀，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央写信，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直到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中央，但那时他已经转向托派了。

　　三、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大革命失败后，各次武装暴动又连遭挫折；党的领导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全党思想十分混乱。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制订新的革命路线和纲领。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但是，他由于对共产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又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反对到莫斯科去研究中国革命，再次拒绝赴苏参加“六大”。
　　“六大”肯定了当前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基本正确的轨道。由于有人要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是比较公道的。因此，大会后有人出于宗派目的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的中央，他拒绝。在当初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然而，这种情况在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文件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在陈独秀身边就出现了派别活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