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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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接受了这个报告的建议，派罗易和另两个叫汤曼（英国共产党员）、多里奥（法国共产党员）的国际代表来华执行。他们到达武汉后，不等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就与瞿秋白、张国焘及蔡和森组成新的临时中共中央，指挥一切。他们仍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又“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结果认为：能够代替陈独秀的三个人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不相上下，而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仍然很高，因此以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而劝说党员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自然，几年来在他身边并拥护他的路线的干部必须调离。于是彭述之派去北京，接任李大钊牺牲后的职务，任北方区委书记；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尹宽去广东任省委宣传部长；王若飞去了上海。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没有野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没有进行维持自己地位的活动；瞿也没有进行争夺这个位置的活动。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所以他当然服从组织决定，并在群众中维护陈独秀的威信。当时各地对“五大”仍选陈为总书记的反应很大，瞿秋白对秘书羊牧之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又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瞿秋白批判陈独秀错误时，总不点陈的名，而点彭述之的名。用宗派主义的观点看，说瞿是搞“清君侧”；从良知和人品看，则是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表现。
陈独秀在“五大”上之所以保持了总书记的地位，还因为他在会议报告中承认并检讨了自己在反对孙中山北上、反对北伐、退出国民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因此，会后，他虽然仍是总书记，却不再握有实权。一是背上了犯错误的包袱，不再提出或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跟在鲍罗廷的后面走；二是掌握实权的鲍和罗易，一般多与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商量问题，陈独秀靠边站了。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为革命操心，特别为“五大”依然没有找到革命的出路而焦虑。据黄文容回忆，“五大”后，陈独秀与他搬出了中央机关“六十一号”，另租房子居住，陈独秀每天还同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也给湖北省委一份。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这是在这些要人身边工作的同志报告上来的。在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选一个不称职的人当领袖，选了后又不给他实权，而革命还是没有找到出路。——这些，除了国际干涉的因素外，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党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
所以说，不成熟的领袖与不成熟的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领袖的不成熟，说明党的不成熟；而党不成熟，必然推选出不成熟的领袖，或者根本没有成熟的领袖可供选择。当时不仅陈独秀不成熟，瞿秋白、毛泽东等也是不成熟的。瞿虽然在批判陈的错误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但是他忠实执行国际的路线，就不可能贯彻他的思想；毛泽东在“三大”上的发言，实际上比陈独秀走得更远，而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的原稿中并没有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思想，这个思想是解放后出《毛选》时修改进去的。
三、请辞总书记职务
共产党找不到革命的出路，国民党右派却加快了反共反革命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反动军官，在内外压力下，频频发动叛乱。5月中下旬，驻武汉西边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和驻长沙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相继叛乱，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国民党中央军委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北伐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也在“礼送出境”的幌子下，实行反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一连串训令，诬蔑工农运动“破坏公共秩序”，“骚乱后方，摇动军心”，命令各级政府限制并取缔工农运动，严禁土地革命，如有违反，“依法惩治”。对此形势，共产国际斯大林发来紧急指示（6月1日到达武汉，又称“六一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包括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在内，一致认为国际指示无法执行，责怪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决定由陈独秀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但是，罗易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把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于是，他私自将国际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并给了他一个副本。罗还对汪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非常吃惊”，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国民党内一片恐慌，加紧了反共步伐。在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私自向汪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报告了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罗的代表资格。此后，鲍“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
可是，斯大林仍不死心，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撇开”中共中央而直接给汪精卫100万美元（6月29日寄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的决定，要汪“运用您的全部威望……挽救事业”，即执行被汪视为打倒国民党的“紧急指示”，如此与虎谋皮，简直愚蠢至极。
这时，四方面军总指挥第二期北伐总司令唐生智和汪精卫在北伐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返回武汉准备反共。而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还想拉住他们东征讨蒋，为此不惜又作最大的让步：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黄文容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黄回忆说：实际上他心里“更不舒服”，常常叹息道：“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陷于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同时，中共中央又讨论了中共退出国民政府问题。早在3月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反对蒋介石独裁决议时，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分别委任谭平山、苏兆征为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实际是虚名，他们的就职一拖再拖。直到5月20日和30日才分别就职。可是就职后连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也不给。
在讨论时，陈独秀提出“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因为“武汉国民党已经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但是，大家认为“莫斯科决不容许”而作罢。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陈独秀认为这时不退出国民党，毫无出路，于是提出辞职，请辞总书记职务。他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共青团中央任弼时提出书面意见“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7月3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个后来被秋白自己斥之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的决议案，是完全违背瞿秋白的一贯主张的。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是瞿与陈当时的一个共同弱点和特点。
这时，武汉国民党反共的形势更加紧迫。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训令”，呈请中央政府、唐总司令立即“明令与共产党分离”。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开始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以使革命力量隐蔽到国民党左派队伍中去。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也主张上山，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上山。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件方针时，仍然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
莫斯科终于来电，批准陈独秀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再视事，但没有正式撤去他的总书记职务。鲍罗廷建议他和谭平山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到二人拒绝。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先是住到党开设的一家纸行（党的秘密机关）的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工人住宅区，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在莫斯科，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重的消息不断传来，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他见斯大林始终不理睬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警告，就换一种说法，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他在5月下旬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呼吁：“共产党必须不顾一切地谋得政治的独立，即使不再留在国民党中亦所不惜。”随后他又预言，若留在国民党内，“以共产党之幼稚与无经验，必然会使它重复过去时期的一切错误”；“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属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二年内成为汪精卫的左翼附属品”，“重演四月的悲剧”。托洛茨基的预言再次得到证实，但不是在一二年内，而是在两个月后。斯大林在再也无法掩饰的失败面前，开始寻找替罪羊。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宣称：“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指责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了阻碍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只有扩大革命才能深化革命’或‘先北伐，后土地革命’”。号召中共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纠正领导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员，……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仍要求贯彻“六一指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
实际上，这时武汉反共已经开始。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两支军队上：粤系的张发奎和湘系的唐生智。共产党的叶挺和贺龙部队是张发奎军的一部分。汪精卫系统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部的支持。张在当时对共产党还友好。但是唐生智部下的军官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家庭财产受了农民运动的冲击，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开始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七天七夜，附近的农民自卫军包围长沙准备反击，但鲍罗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却主张政治解决而不了了之。于是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在中国共产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的状况下，大革命到了最后关头。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迫弃职出走，武汉盛传唐生智即将动手，……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及时通知了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反革命的可能，嘱他们躲避。于是秋白、国焘、平山等与国民党接触较多的人纷纷上了庐山。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分共”决议案。宋庆龄派代表陈友仁出席会议表示反对，无效。决议案勒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的一切共产党员“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于是，白色恐怖顿时笼罩武汉，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张发奎感到孤立，借“东征”为名，离开武汉，回广东根据地去了。叶挺、贺龙随之而去，路过南昌时，临时中央贯彻国际指示，派张国焘、谭平山、周恩来去，仍以国民党左派名义举行了“八一”暴动，企图挽救革命。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美国人纽曼来到武汉。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一行人，在武汉反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