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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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和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慷慨陈词：“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有明确的观念”，“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但是，他又顾虑如此会“完全失掉联合战线”，违反国际路线；还担心力量对比悬殊，上海工人没有把握战胜蒋介石。而且，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证券交易所及国民党内混迹多年而善弄权术的蒋介石，一面加紧与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财团及杜月笙、黄金荣为首的流氓集团勾结，秘密策划于密室；一面又三次派原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约陈独秀谈话，故意表示亲善，使共产党难以找到先发制蒋的理由。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陈独秀党中央一面向国际请示对策，拒绝与蒋谈话，一面设法另找出路。例如，利用北伐军攻克南京时英国军舰炮轰南京事件，他指示上海区秀发动反英罢工运动，而“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企图迁就蒋，向他让步，以“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组织“慰劳蒋介石”的活动，请他参加市政府就职大会，还准备“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或者在反帝斗争的掩护下反蒋，“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他还提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挽留同情工人的薛岳部队，请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并帮助其扩充军队等。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得要领，蒋介石采取相应对策，调走了薛岳部队，代之以新近收编的与工人严重对立的旧军阀周凤岐部队；拒绝参加市政府成立会，并胁迫资产阶级代表亦进行抵制，终于使市政府流产；造谣共产党要冲击租界，以制造其发动政变的借口，并挑动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派兵来华镇压，支持其屠杀工人，等等。总之，陈独秀这个书生和以他为首的幼稚的中共中央，根本不是十分狡诈而强大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对手。
3月31日，国际来电指示中共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陈独秀表示服从，罗亦农则把电报摔在地上，斥之为“自杀的政策”。
正在这时，汪精卫像是被苏联人押解似的回到上海。他在“三二○”事件中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因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反蒋要求而途经莫斯科回国。周恩来从苏联轮船上把他接回来后曾与陈独秀商量，直接送他去武汉，不让他与蒋介石见面，但是未成。因为蒋介石见拒汪不成，也改用利用汪的策略，在4月2日硬是把汪接到他的司令部并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连日会议，逼其同意立即“赶走鲍罗廷”和“分共”。汪深知蒋的为人，不愿在蒋的麾下讨生活，他也要利用局势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他表示需到武汉了解情况后，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以求解决。此前，暂时应急之法是：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三、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取缔、制裁；四、“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等。
4月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绝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的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陈答以亲笔作书面宣言。翌日，陈独秀就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宣言郑重声明：共产党决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草成后，陈独秀故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但是，当周恩来把宣言拿给汪时，汪还是签在了后面。4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各大报上看到《汪陈联合宣言》时，高兴地说：“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他以为宣言的发表，解除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借口，因此他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去武汉。蒋介石却利用这个宣言搞假缓和，在7日把一面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赠予工人纠察队，而5天之后，他就对共产党、工人和革命民众进行了大屠杀，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未被采纳。1926年8、9月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然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因此，他要求对蒋介石提高警觉，积极防范；如果不预备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形势将“非常危险”。第一、二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时，他由于不满陈独秀党中央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在第三次暴动前去了武汉；4月初，他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阴谋。这时在苏联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将利用占领上海的时机叛变革命，并使革命失败的警告。可是，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这种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再次强调“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他表示要继续执行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然后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主编马尔丁诺夫还在4月1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汪陈宣言》：“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又和农民、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尚未脱离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这部分大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无产阶级地位的巩固。”完全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派胡言。
接着发生的“四一二”反共政变，给了他们一个极为讽刺的回答。
第七章 彷徨中的牺牲者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这时，武汉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蒋介石在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千方百计破坏武汉政府。南面的广东也在4月15日反共，并受南京政府节制。西面则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再加上北方的奉系军阀，武汉地区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急剧衰落，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全市失业工人5月间增至12万。与此同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却继续高涨，特别是农民运动进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阶段，使农村一切保守势力感到恐怖；工人运动也提出了一些让资本家难以接受的要求。于是，一面是广大工农群众要求把革命深入进行；一面是国民党，特别是家庭受到冲击的国民党上层和北伐军军官疯狂攻击工农运动“过火”，而要求取缔。陈独秀党中央被夹在中间，面临这种极其尖锐复杂的局面，束手无策，惶惶不可终日。
早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决议，指示共产党人必须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重点解决土地问题，但解决途径必须经过国民党，“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会后，特派首席代表印度人罗易来华执行决议。罗于4月2日到达武汉。从4月中旬开始，他与鲍罗廷、维经斯基、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寻求革命的出路。会上出现四种意见：（一）东征讨蒋；（二）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政权；（三）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深入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因此竭力主张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然后打通苏俄通道，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反对革命在武汉等死。罗易坚持第四种意见。各种意见经过热烈争论，鲍威胁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决定反对，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陈独秀党中央同意了鲍的意见。实际上，当时是否北伐的决定权在国民党特别是北伐军官手中，而不在会议的任何一方。如此激烈讨论一个无权决定的问题，本身是一个笑话。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和顾孟余为委员，多数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但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月26日，陈独秀参加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的原则，以保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而解决方法他提出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但是，国民党中央连减租减息都不同意，所以，解决土地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出路。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了“先扩大，后深入”的路线，即先北伐，打倒军阀。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这个意见与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竟然不谋而合。5月13日，斯大林在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主张先北伐，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后，再“以全力开展”。而托洛茨基在见到陈独秀的意见后，严厉批判这是个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老公式”，等北伐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给农民的，将不是土地，“恰恰和蒋介石给过上海工人的一样”。
瞿秋白分析了“四一二”以来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认为武汉地区的革命在危机中，他着重指出大资产阶级已由惧怕工农运动发展到“公然反动”，“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来镇压革命”。为此他主张赶快发动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来挽救革命。但是，斯大林却认为这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更好了，武汉成了“革命中心”，汪精卫等人是“左派领袖”；武汉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他以此证明此前由他和共产国际制定的陈独秀党中央执行的路线的一贯“正确性”。
二、国际企图中途换马
在“五大”上，大家真正关心的是陈独秀的地位问题。正如郑超麟回忆的：“外国人鲍罗廷、罗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与此同时，瞿秋白的比较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强烈地对比出来。瞿在大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并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该文长达7万6千字，系统总结了几年来他与陈独秀思想路线的斗争，只是未点陈独秀的名，而只点了紧紧追随陈独秀的彭述之的名。但是，要撤换陈独秀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莫斯科。
早在1926年底，莫斯科就派来三个人，住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专门考察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的工作，并在次年3月给莫斯科写了详细报告，系统批判了陈独秀及其支持者维经斯基的错误，肯定了瞿秋白的正确立场，认为应该撤换陈独秀，只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威信太高，看来还得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必须改组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