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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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等，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影响和张国焘的牵制，作了错误的让步。在36个中委中，共产党只占了7名，左派14名，右派和中派却有15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只有1名。国民党中委和监委常在一起开会，结果造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二、反对北伐风波
蒋介石看透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心思和弱点，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口“共产党暴动”，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当时鲍罗廷和加伦奉召回国，不在广州，顾问团由与蒋介石有分歧的季山嘉主持。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考察团正在广州，也被软禁。布与广东区委商量对策，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主张联合国民党其他各派反击蒋的挑衅。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广州没有基础，他利用去年的刺廖案，驱逐了在广州实力很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这次又同时要打击国民党第一把手、亲苏亲共的汪精卫，企图独霸国民党大权，因此遭到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忌恨。但是布勃诺夫在得到蒋的并不反苏、只针对季山嘉和共产党的说明后，决定对蒋让步：令季立即回国，在蒋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周恩来等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党中央表示愤慨，但因情况不明而束手无策。布勃诺夫回国途经上海介绍情况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要求，党中央作出如下对策：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对抗和孤立蒋介石。二、在物质和人力上加强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三、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掌握的部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的纠察队。陈独秀还派彭述之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实施这个方案，但是遭到回来继续执行莫斯科让步政策的鲍罗廷的否定。
蒋介石得寸进尺，在5月15日操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1/3；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共产党发给国民党中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等。鲍罗廷又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全部接受。结果，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如宣传部长毛泽东改由顾孟余担任，秘书长吴玉章改由叶楚伧担任。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
陈独秀仍坚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要从国民党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就不要撤出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并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纠正。陈独秀又不得不服从。
陈独秀认为蒋介石两次制造反共事件，是共产党“当退让而不退让”和“包办太多”的结果，如他在6月4日致蒋信中所说：“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蒋）不相信我们，……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为此，他在辩白中共并无“阴谋倒蒋”的同时，向他表示“抱歉”。而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认为是国民党“二大”时“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现在暂时让步，北伐后中共力量壮大后，“来一个我们的三二○”，打倒蒋介石。于是就形成了大革命中上海维经斯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为一方，与广州、武汉鲍罗廷、广东区委为另一方，在对待北伐和反蒋问题上策略的微妙差别。
北伐开始前，北伐军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和中共广东区委表示支持北伐，发起“迎汪（精卫）抑蒋”运动，准备打倒蒋介石，并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周恩来后来回忆：“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实际上，在“四一二”之前，斯大林一直反对“倒蒋”。陈独秀怎能违拗斯大林？陈的基本主张是：合作不成，就退出国民党，中共自己独立探索革命道路。但这又与斯大林要求国共合作迅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亲苏的中国政权的目标相悖。
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某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2票对2票。反复辩论了几次，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破口大骂。张国焘不敢回骂，终于默然。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然后，陈独秀发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出发，认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现在的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其中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而且，现在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
此论在广东引起强烈反响。据当时中共中央给国际的报告称：国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即《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动武”。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讨论，“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借机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封信给仲甫结束此案”。而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此文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陈独秀则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反对北伐的立场，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实际上，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中，而不在陈独秀这位书生领袖手中。陈反对北伐，果然看透了蒋介石借北伐扩大自己力量、有损人民革命的野心，但借北伐来推翻北洋政府是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陈独秀岂能扭转。
以上戴季陶的小册子和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已经表明双方的心思。但是决定权却掌握在互相利用的斯大林与蒋介石手中。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民众运动上，特别是各大城市的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但是，北伐还是发动了。于是，他在维经斯基（同情陈的主张和中共的处境）的支持下，签发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各级党员多做民众工作，不参加军队，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军占领区的新政府，不当官，始终以“在野党”自居；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以避免“替别人做苦力”，“替别人造成战胜的局面来压迫我们”，造成北伐越扩大，国民党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越强大的危险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真实的，但在莫斯科的绝对领导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中共和民众势力虽然也随着北伐的发展迅速扩大起来，但由于得不到武器，处于十分脆弱的地位。当时斯大林也反对中共建立“红军”和苏维埃，大量武器只给国民党。
北伐战争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7日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随后挥师江西，进占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就以此为据点，勾结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准备叛变革命。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以便他“以军制党”，“以军制政”，实现其个人军事独裁。对此，鲍罗廷和随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加紧进行反对个人独裁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实地指挥革命和战争。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但为了执行莫斯科的“不倒蒋”指示，在三个条件下：（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又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和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由，拒绝把党中央迁往上海，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汉，独当前线指挥重任。
北伐军挺进江西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对，江浙防务一时空虚，中共即在杭州、上海策动工人武装暴动。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杭州暴动未起，上海第一次暴动因放弃领导而失败。当时，中共上海区委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实行“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而“以商界为主体”，由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及吴稚晖、虞洽卿来领导，“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因为若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暴动成功后，“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而当时虞、钮、吴也在积极联络共产党，“要工人帮助他们取得上海政权”。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结果，暴动在10月24日仓促发动，共产党在高昌庙兵舰中的同志首先开炮，但资产阶级临阵动摇，负责在陆地上做上海驻军工作的钮永建没有响应。中共军委少数几个同志在南市与警察相持了一下，以失败而告终。工人领袖奚佐尧被捕牺牲。
中共上海区委及时总结教训，书记罗亦农提出“以自己为主体”准备第二次暴动的方针，并请示中央。但陈独秀没有接受，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但是，一是瞿秋白的批评，二是由于不断传来南昌蒋介石反动和武汉反蒋的消息，陈独秀党中央决定改变过去“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我们帮助”的方针，转而采取我们“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的方针，在1927年2月21日，发动了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
暴动从总同盟罢工开始，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周，罢工后没有及时转入暴动：王荷波的弟弟在军舰上准备的枪械，没有人去接运；有的岗位安排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及时赶到；有的地方打响了，又没有接应。就这样，失去了时机，而敌人乘机做好了准备，致使又遭失败。
第二天，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彭述之、尹宽等9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从2月24日至3月30日，特委会开会31次。陈独秀出席30次，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由他决定，制定了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召开市民代表会三者紧密结合进行，并与国民党争夺市民代表会领导权的方案。
3月5日，特委会讨论暴动的时机和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员问题，决定由陈独秀掌握和最后认定，一切消息集中到他手中。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打到近郊龙华，上海守军惊恐万状。中共发动了第三次暴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和江浙区委第二书记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交通员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进行指导：通过字条了解各处暴动消息，提供指导意见。暴动节节胜利，第二天凌晨3时，陈独秀来到指挥部，见工人纠察队攻打最后一个据点闸北东方图书馆顽敌，久攻不下，主张把武装撤到乡下去，以避免牺牲。前方没有执行，经过激战，至黎明时，暴动胜利。
当天，在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举行庆祝胜利大会，陈独秀发表演讲，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军队。工人群众向他热烈欢呼，称他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
就革命实践而言，领导上海工人“三暴”成功，是陈独秀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但就实际进程看，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投机行为。前两次暴动失败，说明上海工人并不具备暴动胜利的力量与素质。所以“三暴”选择在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但是既然北伐军已经兵临城下，还有无必要抢先暴动，拿下上海。说是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蒋介石对上海的争夺。但又明知上海的工人和共产党不是从南昌一路反共而来的蒋介石的对手，结果带来自身更惨重的失败。
所以，上海“三暴”，既是陈独秀最辉煌的业绩，也是他最失败的一招。
四、书生难敌流氓
工人暴动成功，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上海。革命群众喜兴未尽，乌云即滚滚而来。陈独秀、党中央看到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不断摧残工会农会，制造惨案，一路杀到上海，意识到上海民众与蒋介石难免一战。3月25、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和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慷慨陈词：“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有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