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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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陈独秀3岁丧父，后来过继给当知县而无嗣的叔父陈昔凡。17岁考中秀才，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看中，由养父和母亲做主，与统领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陈独秀也不妥协，所以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特别是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因此，陈独秀写的批判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特别深切感人。
高氏于1930年冬去世。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迷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高大众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与姐姐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相谈，十分投机。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1910年，东窗事发，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社会舆论所不容。陈昔凡和高登科逼迫他俩断绝来往。陈独秀和高君曼决不让步，终于被逐出家门。二人来到杭州，正式过起夫妻生活。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一度生活相当美满。当时与他们在一起的沈尹默回忆说：他们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陈独秀还作诗曰：“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他把君曼比作“佳人”、“萧九娘”，可见所爱之深。友人们都夸他娶了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妻子。好友汪孟邹曾称君曼为“女中之杰”。
但是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积极参加了浙江、安徽的光复斗争，失败后投入反袁二次革命，又遭挫折。在这个过程中，君曼一直追随他，辗转杭州、芜湖、安庆、上海，饱经风险，同时又生育了一女（陈子美）一男（陈鹤年）。1920年由北京移居上海后，君曼为了让陈独秀全力从事党的工作，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工作，还在陈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梧（李达的夫人）、王剑虹（瞿秋白的夫人）等发起“星期演讲会”，邀请陈独秀等到各个学校、机关、团体去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和科学。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分歧最早发生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二、父子情“薄”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们逃亡到上海以后，袁世凯在安徽的爪牙到安庆去抓陈独秀没有抓到，抄了他的家，并要抓延年和乔年。陈独秀就把兄弟俩召到上海生活，并按照他“新青年”的标准，培养他们。早在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陈就严厉批判旧教育制度对青年的摧残。他在对比西方强国与中国青年状况时指出：我国青年“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所以未受教育的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活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陈独秀为中国青年纤弱的担心，不仅为青年本身着想，更为祖国的前途考虑：“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身心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又说：“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陈独秀按照这种理论来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要他们培养坚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俩在家里住。当时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回忆说：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君曼更反对这样做，她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又是继母，夺夫之恨，本来就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孩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孩子这般受苦，她“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对潘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于是独秀与君曼经常为此发生口角。
按理说，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孩子，并不为错，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看似父子情薄，实是骨肉情深，不过是藏于心底罢了，是望子成龙的一种心理表现，而且如上所述，也为了国家培养有用人材。但从君曼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不久，陈独秀偕君曼及两个孩子到北京大学。陈托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两兄弟从小见父亲长期离开家庭，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身骨肉，自然也不容易接受，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独秀同志”。然而，两兄弟毕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二人在1927、1928年，先后被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得很有英雄气概。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可见他对儿子的感情之深。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独秀与君曼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分歧，没有使他们分离，但到了192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君曼得了肺结核病，经常咯血，无力承担好家务，常埋怨独秀对她照顾不周，发生口角，结果很影响党的工作；二是1921、1922年，陈独秀两次被捕，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需要加强保卫工作。于是决定让陈独秀一人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党中央和家里人，平时只是陈独秀自己到党中央机关来办公，看文件，他走后，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样，他与君曼娘三个实际是分居了。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给君曼生活费。俩人需要见面时，也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但是，由于上海物价上涨，君曼的病又需要高营养，君曼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于是又常与陈见面时吵架。汪多次劝解无效，到1924年，两人感情终于破裂。大约在1925年10月，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有君曼娘家的几间破草屋。
可是，陈独秀在分居后，却耐不住情感上的寂寞，移情别恋，又有新欢。同志们都有所感，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大家“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但是，到1925年11月，终于被由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发现，大吵了一场。11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记载：“晚8时，仲翁（即独秀）来，想见君曼女士。”14日日记记载：“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谈，说她去看病，医生说有肺病，穷人害了富病了。到南京去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宁后，陈每月只寄50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再说陈独秀当时经济上也的确不富裕。他由粤回沪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只给每月30元至40元的生活费，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人开销的。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曾聘他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名流为馆外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但是他是个无功不受禄的人，实际上他当时无力为商务编辑或写作，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钱，他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这可以从他当时的生活常常发生困难得到证明。
他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是1922年出版的亚东版《独秀文存》版费。没钱了，他就到亚东图书馆去，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见他当时的窘迫处境。
实际上当时他家（养父陈昔凡）很有钱。虽说因婚姻与革命他与家里搞得很僵，但经济上对他是不吝啬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在琉璃厂，专卖字画古董）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始终不肯进去。所以他每次去亚东支钱，那些伙计（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可是他一个人当硬汉子好办，妻子儿女却怎么活，况且君曼又得了肺病。更不能令君曼容忍的是他还另找新欢，真是穷浪漫。所以君曼气愤地对汪孟邹说：“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就这样，君曼母子三人在南京过着十分窘困的生活。1930年冬，高大众在安庆去世，噩耗传到石头城，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深感对不起姐姐，而今自己也落得与她一样凄凉的下场。为此，她不顾家乡人的议论和白眼，带着一双儿女回去奔丧。回来后不久，又得了子宫癌，卧床不起，两个孩子又小，情境凄凉不堪，曾得陈公博接济，却又杯水车薪。翌年，君曼终于在悲愤中离开人间。
消息传到上海，因南京政府悬赏万金通缉“共党首领”而隐居着的陈独秀，只得托好友潘赞化前往营葬。可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却从此浪迹天涯，尝尽人间苦难。
四、神秘的情人
从1926年1月上旬起，同志们发现，陈独秀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法找他。党中央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总没有消息，大家都快要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也许陈独秀“失踪”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在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于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当时中央给国际的报告说，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
陈独秀“失踪”了1个多月又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但是，陈独秀抛弃高君曼移情别恋的“心爱的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60年后，亦即陈逝世37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清明气氛中，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0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