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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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
作者：唐宝林/陈铁健【完结】
【内容介绍】
陈独秀和瞿秋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本书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
【作者介绍】
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中国革命史，代表作有《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主编及主笔）《中国托派史》《重评共产国际指导第一次大革命的路线》（论文）等。
陈铁健，字石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薪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年以来，写过《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书。1978－1996年，与李新师共同主编《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写过《重评（多余的活）》《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的“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文章。
【本书目录】
序言 陈独秀与瞿秋白
上篇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一章 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三、到工人中去
四、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五、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六、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
七、帮助建立广东党组织
第二章 向昨天告别
一、新文化陈营四分五裂
二、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三、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四、向广东旧势力宣战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二、与马林的冲突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
第四章 推动国共合作
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二、“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五、领导“五卅”运动
第五章 家庭与爱情
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二、父子情“薄”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四、神秘的情人
五、恋爱与革命
第六章 右倾与辉煌
一、“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二、反对北伐风波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四、书生难敌流氓
第七章 彷徨中的牺牲者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二、国际企图中途换马
三、请辞总书记职务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第八章 误入迷途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三、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四、众人皆醉伊独醒
五、被开除出党
第九章 爱国情殷苦支撑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第十章 筚路蓝缕暮年行
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二、期望再展宏图
三、“最后见解”是非多
下篇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领导层
一、青年革命家
二、鲍罗廷的助手
三、筹办上海大学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
六、“秋之白华”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
第十二章 国民革命大潮中
一、驳斥右派谬论
二、抱病著新书
三、力争革命领导权
四、支持毛泽东
五、不怕“皇帝”斩首
六、退让，还是进攻
第十三章 书生非帅才
一、庐山行与南昌起义
二、“八七”会议当领袖
三、铸成盲动错误
四、《布尔塞维克》
第十四章 重旅莫斯科
一、主持中共六大
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三、殷殷父女情
四、哀思战友们
五、中山大学风潮（上）
六、中山大学风潮（下）
第十五章 横遭贬谪
一、结束李立三的冒险
二、“调和主义”帽子
三、清贫的谪居生活
四、左联的指导者
第十六章 人生一知己
一、“没有见面就这样亲密”
二、初访鲁迅与鲁迅回访
三、避难于鲁迅家
四、圣洁的友谊
第十七章 耕耘文学园地
一、革命文艺理论家
二、杂文创作和文艺论战
三、大众文艺倡导者
四、语言文字改革家
第十八章 再度被贬谪
一、残酷斗争的对象
二、午夜的诀别
三、教育人民委员
四、主编《红色中华》
五、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第十九章 “英德纳雄纳尔”
一、被甩掉的人
二、上杭县牢狱
三、灵魂与躯壳
四、并非多余的话
五、超越生死关
六、临难更从容
七、百世流芳华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一部分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
第一章 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贡献，他又被称为怪杰。
陈独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于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祖父和父亲以教书为业，维持一家清贫的生活。3岁时，父亲病逝。陈独秀天资聪颖，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设计捉弄以迷信行骗的阴阳先生，更鄙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鼓励平民升官发财的科举制度。18岁时，为应付早年守寡的母亲的哀求和严命，勉强去应试，通过县、府二试进入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但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1902年冬，陈独秀参加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为捍卫留学生正当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学监姚煜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等因此被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正值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回安徽，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以为响应和声援，遭政府镇压。他逃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该报遭禁后，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有力地支援同盟会成立初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斗争。安徽光复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接着，他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斗争，失败后潜心探索几年来革命斗争屡起屡折的教训，于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他协助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狂悖见解”，宣称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该文一出，舆论大哗，纷纷攻击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于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鼓吹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及，教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整整一代革命者。
1919至1920年，陈独秀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劳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