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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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包天笑回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时报》评论”和“时事评论”的双关意义。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京话日报》
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８月１６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１２月７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启导民智”自期，广告中强调“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主编的报刊政论集《黄帝魂》，收入了章太炎、章士钊、邹容、张继、刘师培、谭嗣同等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的政论。
３月１１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图文并重，到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３月３１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每期发行4000册，安徽各地及上海、北京、保定、南京等地设有58个代派处。
5月8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名义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悖逆”书报，仅点名的就有１８种，《黄帝魂》、《中国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预言新民丛报》、《浏阳二杰论》等榜上有名。
６月２１日，清廷特赦戊戌党籍，牵涉戊戌变法案的几乎都受到赦免，只有“罪魁祸首”康、梁除外。尽管梁启超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仍不能公开，但从１２月１４日起，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迁到了上海，由广智书局编辑、发行。
９月１７日，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振兴实业，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由５００份增加到3000多份。
1905年：《民报》的号角
对清廷来说，对中国近代史来说，19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在空前的危机下，清廷下决心实行改革，慈禧太后成了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者。有些举措甚至超过了当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国振作起来的前提。而在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方法就是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仅专文论述者就不胜枚举。上海《新闻报》从3月28日到31日连载《论报馆之有益于国》，断言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东方杂志》第8期也发表专论《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
2月3日，彭翼仲在《京话日报》发表的《瑕瑜不掩》“演说”中自述：“事非经过不知难，办了两年多报，愈办愈胆小。”但他坦言：“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他自述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一是“开发民智”，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2月4日，他发表文章说“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他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对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贪赃妄法、营私舞弊等丑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多数是该报记者编辑自己编写，少数是读者来稿。这些报道、言论当然得罪了不少权势者。
8月，《京话日报》不畏权势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还发表多篇评论，并于9月3日刊出广告，严词拒绝那王府的更正要求，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显示出报人彭翼仲的嶙峋风骨，为《京话日报》赢得了声誉。难怪在三天后，《京话日报》发起偿还国债的“国民捐”运动，迅速得到王公、大臣、公主、命妇及官、绅、商、学、兵等各界读者的响应。创刊不过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了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大公报》一向认为报纸是“清议所存”，“言论记载”要有“自由权”，拒绝“一切吟咏娼妓之作”。这年4月13日，《大公报》出满一千号时，曾发表《千虑一得》、《大公报千号贺辞》等文，指出报纸“与国运隆污有密切之关系”，“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在接下来发生的抵制美约、美货运动中，《大公报》就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美国公布“华工禁约”，从5月起，《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及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华文报纸纷纷抗议。时为美商汉口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编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毅然辞职，返回上海。《京话日报》、《大公报》先后刊出“不登美商告白”。
8月16日，袁世凯指使天津地方当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禁阅《大公报》，“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使《大公报》出不了租界，“为不封之封”。第二天，《大公报》刊出布告全文，以及总经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启事”，严正抗议。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三大自由”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敢言”的名声。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照常购阅”。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警钟日报》因“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从宽开释”，印刷机没收充公。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苏报案”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11月26日，在辛亥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民报》月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后身）在日本东京破土而出，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甫一出世，即举世风靡，仅创刊号就重印了7次，发行1。7万多份。由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等执笔的文章，鼓吹革命不遗余力，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对峙之势，强有力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誓言从此回荡在历史的夜空中。
［记事］
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新民丛报》等“悖逆”书刊，共列举了23种，指控它们“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8月15日，创办不到一年的《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停刊。
8月16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下令禁阅《大公报》，直到11月初才解禁。
8月27日，宋教仁、陈天华等6月3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第二期刊出的《日本政客经营中国谈》一文，被东京警察厅以“妨害安宁秩序”全部没收，并勒令停刊。
9月，昆明《云南日报》一位主笔因为刊出演绎、介绍黄宗羲《原君》的文字，遭到拘捕，被充军。
秋天，汉口《楚报》中文版主笔张汉杰，因刊载张之洞与美国签署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密约全文，并着论抨击，被判处10年监禁，报纸遭查封。
11月24日，广州《拒约报》（旬刊）出版了3个月即遭查禁。
12月2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读到四川留日学生办的《鹃声》报，大为惊恐，即上疏清廷，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封禁”，“毋使出版”。
《鹭江报》（旬刊）因报道金门教案的消息，被英国领事提请厦门当局封禁，共出了90期。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月17日，宋教仁拜访东京新智分社社长宫崎德太郎，曾想委托他们在上海的分社代销《民报》，因“《民报》内容太激烈”，未达成协议。3月25日，《新民丛报》在上海《申报》刊出广告：“本报开办四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已到，订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从这两件事大致可以想见《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差别。也难怪这一年，《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即梁启超与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就立宪还是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当晚就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受到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不久他加入《民报》，从第7期起担任总编辑。在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民报》发行量上升到1。7万份。12月15日，清廷电令上海、天津各地海关，严查来自日本的报刊、信件，主要就是防止《民报》之类革命书刊传入本土。
针对清廷查禁《浙江潮》、《江苏》、《鹃声》、《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期刊一事，天津《大公报》早在2月10日就发表过《论支那现今第一大问题》的评论，“排满革命之风潮如是其激烈哉？禁无从禁，劝无从劝”，指出要改变这一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