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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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言论、思想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黄遵宪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第二卷起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他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张扬小说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开辟了一条以小说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新路，他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不仅仅属于文学史。
《大公报》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初创，36岁的满族天主教徒英华（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他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大公报序》，标举“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宗旨，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头刊有法文“L’Impartial”（“无私”），创刊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5000份，在上海、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及南洋、日本、美洲等地设立了60多个代派处和代销点。这份在20世纪前半叶声誉卓着、影响了几代人的报纸在“英敛之时代”即以“敢言”着称。《大公报》创刊第五天就发表论说《论归政之利》，公开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于囚禁瀛台的光绪帝，直斥刚毅等后党是“国贼”，指控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是“献媚之小人”，触及了那个时代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从那时起，《大公报》不断地呼吁君主立宪，伸张民权，抨击专制，笔锋犀利，经常指名道姓地批评、警告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权贵。报
《大公报》创刊号
馆虽在租界，读者却多在租界外，这样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论自然令世人刮目。无怪严复送给英敛之这样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6月22日、7月7日，《大公报》先后发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的论说，阐明报纸是政府监督、国民向导，作用在开民智，指出“阅报”有四益，可以知“政事得失”，可以了解国际形势，可以及时学到“新学”、“新艺”等。11月23日，发表社论《严设报律问题》，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限制言论自由，并针对某道员最近提出的“严设报律”条陈，逐条予以驳斥。
《启蒙画报》——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在近代新闻出版中心上海，陈范主办的《苏报》与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变革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成为《苏报》撰稿人。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并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而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
［记事］
这一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有禁止学生“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着书妄谈，刊布报章”、“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等荒唐的条款。
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内容涉及上下古今、军国大事、国际知识、科学技术等，不只是“启迪蒙稚”，也是启蒙成人。梁漱溟、萨空了、郭沫若等在孩提时代都曾深受教益，终生不忘，萨空了称其为“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1903年：风雨“苏报案”
这一年将因“苏报案”而名垂史册，后世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发生的那一幕。
5月27日，陈范聘年轻的章士钊任主笔，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5月底，少年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广告。第二天，又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短短一个月间，《苏报》还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如同在上海放了一颗卫星，在整个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这也是陈范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
邹容写下的《革命军》影响深远
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两天后，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9日，《苏报》还在头版显着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即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在清廷的要求下，经过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龙积之等人的拘票。至7月1日邹容投案，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清廷与租界为引渡章、邹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和密谋，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190封。但引渡最终没有成功。
从7月到12月，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多次开庭会审“苏报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到年底，此案仍未了结。《申报》在半年中追踪报道“苏报案”，留下了详尽可信的历史记录。两江总督端方致电赵凤昌，要求《申报》为将“苏报案”诸人引渡给清廷制造舆论，遭到《申报》的拒绝。
就在“苏报案”发生前后，7月19日，因为报道中俄密约，北京“报馆访事”沈荩被秘密逮捕，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7月31日是沈荩毕命之日，也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刑部特制的大木板打得他“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他却“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们都以为他已死了，想不到他竟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才用绳勒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荩惨死，震惊中外，“西人闻之胆寒”，北京的公使夫人曾会同向慈禧施压。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纷纷刊出报道和评论。8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沈荩的绝命词四首，9月16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
清末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远在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8月14日的《国民日日报》。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举行沈荩追悼会，章太炎以其如椽大笔写下悲愤的祭文。当年，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再次提笔作序。
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狱中新作，一时有“小苏报”之誉。不到两个月（10月2日），清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宣布对《国民日日报》“一体示禁”，并要求转告各邮政局对此实行禁邮。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以“白话道人”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直说》。晚清报刊多以地方命名，时人戏云：“浙江有《浙江潮》，直隶有《直说》，则山东应有《齐论》、《鲁论》，广东应有《广告》，河南应有《豫告》，甘肃应有《甘言》，福建应有《福音》。”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2月26日，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提出“国民自立”的思想，郑重决定：一、不录“上谕”，以示“不欲依赖政府”；二、不挂洋商牌号，以示“不受外人之保护”。在３月１６日发表的社论《论报战》中提出“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８月３日，发表论说《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警钟日报》一度在国内１９个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其影响由此可见。
但租界并不是言论自由的王道乐土。2月29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China Times）因刊载批评沙俄政府的论说，被控“扰乱和局”，主笔英
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影响的《萃新报》
国人高文（J。Cowen）被天津租界当局“驱逐出境”。上海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等，因为经售陈天华的《警世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各店主分别被判拘押3个月到两年。
５月２１日，在经过了长达1１个月的拉锯之后，“苏报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苏报馆革命党一案”作出宣判，章太炎、邹容分别判处监禁３年、２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申报》第二天作了报道。清廷想致章、邹于死地，最后也未能如愿以偿，租界毕竟不是清廷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赴上海探望狱中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
租界之外，言论自由更无保障。６月２７日，张恭等在浙江金华创办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过影响的《萃新报》半月刊，出到第６期就以“出语狂悖”遭查禁，史称“萃新报案”。10月，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面世，由柳亚子执笔的发刊词中有激烈的反满词句，《安乐窝》一剧更是对慈禧“穷极丑诋”。这本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一共只出了两期，第二年初即遭查禁。天津《直报》因为报道袁世凯部哗变的消息，一度被查禁，当年6月、9月两度易名为《中外商报》、《中外实报》继续出版。
《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对开四版、两面印刷”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