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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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观察》还转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外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那个黑暗的年头，傅斯年的声音其实并不孤立，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2月27日马寅初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也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舆论的呼声加速了宋子文的下台。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3月1日的日记中说：“宋之去职其因甚众。一则党内陈立夫等及黄埔同志等均对彼不满。二则党外之民主社会党（张君劢党）一再声称如宋继续主持行政院，则彼等决不参加行政院。三、胡适之、傅斯年等无党派人士均反对宋子文。”
内战越打越烈，存在了9年之久的重庆《新华日报》终于被查封了，民盟作为非法组织被取缔了，呼吁和平、民主、自由的声音被淹没在连天的炮火声之中。尽管宋子文下台了，一切都没有好起来，言论环境继续在恶化，3月26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通令查禁重庆的《职工青年》、《难民周刊》、《联合特刊》、《群众半月刊》，上海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清明》、《经济月刊》，桂林的《民主星期刊》，广州的《新趋势》、《现代生活》、《联合增刊》，香港的《自由世界》、《正报》、《青年知识》、《中国农村》、《文萃》、《民潮》等报刊。据4月22日的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各地各级国民党政府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名，查禁或勒令停刊的报纸杂志达100种以上。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和言论界仍然在作最后的抗争。
1月，福建省政府发出通令，严禁公务人员向外发表新闻，违者以泄露公务论罪。福州各报和通讯社记者联名抗议，从28日起总罢勤三天。当局被迫重新发出尊重采访自由的通令。
3月2日，北平各大学教授20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抗议当局非法拘捕人民。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13位教授联名在《观察》周刊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名抗议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90位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
4月，江苏宜兴县参议会通过参议员张再熊禁止记者旁听参议会会议的提案，第二天，当地各报就联合刊出启事，警告张再熊提出的反民主的提案。
5月24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
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多人列入黑名单。当天南京《新民报》晚刊刊出《无言的自由》短评，沉痛表示“我们只能提出无言的抗议”。上海《铁报》因透露蒋介石曾批准此事，被勒令停刊四天。
自1945年8月复刊以来，《文汇报》共出版了1年零8个月。“凭事实报道，凭良心说话”是它的品格，为此徐铸成们一而再地拒绝了国民党的巨款收买。此前不久，《文汇报》就曾遭到停刊一周的处分，但他们没有屈服。上海《新民报》晚刊此前也曾因发表《冥国国歌》而受到惩罚。三报被封，警备车驰骋于十里洋场，储安平虽然对徐铸成这位同乡绝无好感，但他“仍旧不避危险”，在5月31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公开发表抗议文章，表示大义当前，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还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一次《大公报》冷眼旁观的态度。
5月27日，31位北大教授、32位燕京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29日，北大、清华102位教授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及政府书》。6月2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陈叔通等10位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释放在“五二○”运动中被捕的青年学生。
5月31日，《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被捕。6月1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在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30多人被捕，包括《国民公报》4人、《商务日报》6人、《新民报》8人、《大公报》8人、《世界日报》4人。《新民报》成都、南京、上海版分别有3人、9人、1人被捕。6月1日，成都《华西晚报》被捣毁，许多工作人员被捕，被迫停刊。“六一”事件发生后，6月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逮捕记者和检查新闻》，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任意逮捕记者的行径。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多数记者不久获释。
7月，南京《中央日报》竟刊出孔、宋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的消息，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纷纷转载，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大怒，严厉追究消息来源，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自知闯下大祸，又坚持新闻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自知难免入狱，不料却安然无恙。原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曼无意中向蒋说起这件事，夸之为“民主的表现”，蒋介石的一天怒云随之而散。
10月，北大、清华、中法三校教授联名发表《为学生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
11月8日，民盟被取缔之后，一片风声鹤唳，储安平毅然在《观察》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请、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教授署名的《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同时发表了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发出公开的抗议。储安平说：
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在那个战火弥漫的年头，以《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为代表的民间报刊，周炳琳、朱自清、金岳霖等知识分子，和傅斯年一起为中国挽回了荣誉，成为幽暗中国言论界的象征。
［记事］
1月6日，“苏联呼声”广播电台被封闭。
1月11日，桂林《星期民主刊》被迫停刊。
2月4日，国民党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令，要求宣传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
2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被当局连夜查封，共发行了3231号，一张异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连续出版达9年零49天。同时被封闭的有新华社重庆分社。
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出兵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一口气查封了台湾岛上的54家报刊，三家报纸负责人遭杀害。
3月1日，重庆《民主报》被迫停刊。
3月2日，《群众》周刊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
同一天，《盐阜日报》特派记者、作家阿英（钱杏邨）的长子钱毅在采访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虏遇害。
3月13日，有国民党背景的《大刚报》以“消息不实，言论失检”被罚停刊18天。
4月，重庆三联书店遭查封，经理仲秋元被捕。
5月19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
同月，国民党当局把一部分原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业务划归行政院新闻局管理，如政令宣传、图书杂志登记的审查、对报纸通讯社的指导与联络、新闻社登记的审查、国际宣传等。
同月，广东新会县《复兴报》以“言论左倾”的罪名被勒令停刊。
7月10日，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售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发行了600册后被查抄。
7月11日，汉口12家报刊同时被封闭。
7月18日，国民党当局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其中第7条是“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7月21日，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办的《文萃丛刊》出至第10期被国民党特务查抄，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1948年12月7日，陈、骆在南京雨花台被活埋，吴被押往宁波，1949年5月被杀，合称“文萃三烈士”。）
8月16日，北平《真理晚报》发行才一个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贵阳《力报》以“言论为共党张目”的罪名被封闭，发行人、总编辑均下狱。
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国民党大势已去，向来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时代，言论界一刻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注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针对报馆的暴力行为（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议。同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严令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14家报纸的29名记者联名抗议。黄珍吾被迫否认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报以“开天窗”、拒发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议市长封锁新闻。
在时代转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余勇，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他在复刊词中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以及“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并指出：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出时代的真问题。不幸报纸出版不足一个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疗。
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邓季惺、陈铭德夫妇手中，一份创刊近20年的民间报纸开始陨落。两天后（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1948年7月10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
